(原标题:“高送转”预案修改仍然是乱象丛生)
刘士余主席一发火,后果很严重。随着4月8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对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的“棒喝”,一些高送转题材的个股明显遭到市场的打压。如在4月10日,也即刘士余讲话后的首个交易日,“高送转”股以及“高送转”高发地的次新股出现大面积下挫,其中跌停的股票约50余家, 跌幅超过5%的次新股更是超过200只。
不仅如此,面对刘士余主席对高送转乱象的“棒喝”,一些推出“高送转”预案的公司纷纷行动起来,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以此向证监会表达自己的诚意。如4月10日晚,凯龙股份率先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将原定的“每10股转增30股派5元”的分配方案修改为“每10股转增15股派8元”,降低了送转比例,提高了现金分红。之后,其他部分10送转30股的公司也纷纷行动起来,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还有多家推出10送转20股的公司,也加入到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上市公司行列中来。而截止4月13日,对“高送转”预案修改幅度最大的当属金利科技,由原来的每10股转增30股调整为每10股转增6股。
上市公司纷纷修改“高送转”预案,这也证明了刘士余主席“发火”的力量。去年12月3日,刘士余主席在基金业协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斥责“野蛮人”,结果保监会赶紧行动起来,加强对险资的监管,前海人寿与恒大人寿因此受到查处。而这一次,刘士余主席在上市公司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又“棒喝”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结果不仅“高送转”股票大跌,而且相关上市公司也纷纷修改“高送转”预案。要知道,在此之前,尽管上交所、深交所频频向“高送转”公司发出监管函,上市公司都没有一家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可见,刘士余主席“发火”,也是有重要的监管作用的。
不过,面对刘士余主席的“棒喝”,尽管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表现出了“知错即改”的诚意。但从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修改的具体情况来看,修改后的“高送转”预案仍然没有摆脱“乱象”二字。虽然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但投资者却不知道修改的依据是什么?同样是10送转30股的“高送转”预案,为什么有的公司修改后的方案是10送转20股,有的是10送转15股,还有的却变成了10送转6股。这样修改的合理性在哪里,市场不得而知。
而且对于上市公司“高送转”,市场指责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用“高送转”来为重要股东的减持保驾护航。但在这次修改“高送转”预案的过程中,各家公司的处理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比如赢时胜,今年1月12日,实际控制人唐球提议高送转时,当时,和利润预案同时披露的还有实控人及高管的减持计划。而这一次对“高送转”预案修改,该公司的高管也叫停了减持计划。但其他公司则没有。如凯龙股份,2月28日公布高送转预案时,也公布了重要股东(第三大股东)深圳市君丰恒通投资合伙企业的清仓式减持计划,但在这次修改“高送转”预案时,该减持计划并没有叫停。因此,虽然在刘士余主席的“棒喝”下,部分上市公司对“高送转”预案进行了修改,但这个修改过程与修改后的预案仍然是乱象丛生。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乱象,归根到底在于,上市公司利润分配制度的不完善。这种乱象的出现,凸现的股市制度性的缺陷,也就是利润分配制度方面的缺陷。因为从监管的角度,在此之前,监管部门一直认为利润分配是上市公司自主决定的事情,所以对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事情不加干涉,从而导致上市公司“高送转”乱象愈演愈烈。而这一次,刘士余主席一“棒喝”,问题就来了,因为从上市公司来说,在“高送转”问题上并没有一个规范的行为标本。所以,尽管上市公司希望向监管部门表达诚意,但修改后的“高送转”预案仍然是千奇百怪,充满了乱象。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仅仅只有“棒喝”还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有一个规范的指导性意见,来指导上市公司规范地进行“高送转”。比如规定上市公司送转股比例不得超过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比例,规定上市公司每股收益低于1元的不能高送转,规定在高送转窗口期,上市公司重要股东不得推出或实施股份减持计划。有了这样的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就知道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了。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管理层的“棒喝”就只能把上市公司“棒喝”得晕头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