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古城探索“慢更新” 包容性城市改造延续“深圳梦”

（原标题：深圳古城探索“慢更新” 包容性城市改造延续“深圳梦”）

在深圳历史最久远的南头古城，同时也是一座城中村，一场城市改造探索正在进行。这场被称为“慢更新”的改造，意在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旧城、城中村不只代表着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同时也承载着年轻人的“深圳梦”，很多创业者正是从城中村走到科技园。在急速发展中，深圳的城市更新更加紧迫，但它仍在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更多各个阶层的人。

小贩当街叫卖，随处可见怀抱婴孩的居民，杂货铺外摆着棉花褥垫，看店老板站在一旁看着路人过往。从挂有“岭南重镇”的城门走进肉菜店、小卖部等聚集的东街，人群熙攘，充满着市井气息。

这里，就是南头古城。

南山区聚集了深圳最多的上市高科技企业，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里还藏着一座拥有1730年历史的古城。南头古城被称作深圳的“历史之根”，位于南山区南头天桥北，占地面积约7万平方米，是目前深圳最具规模的历史文物旅游景点。

12月8日，深圳召开了一场关于南头古城保护利用与更新改造的对话会，组织方之一深业集团提出，以“慢更新”为理念来介入南头古城，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

当前，深圳正在编制新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城中村与旧城改造的议题备受市民关注。11月下旬，深圳规土委为总体规划组织了一场关于城中村的专场讨论，邀请了30名市民代表参与其中。

深圳规土委副主任王策飞在主持辞中表示，城中村孕育了深圳人思变的动力，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它是深圳移民文化最好的注脚，城中村的改造应该“记得住乡愁，装得下梦想”。

在城市形象升级、消除安全隐患等因素的考虑之下，一些城市的城中村或类似建筑面临着被清理、整治的命运。作为一座管理人口超过2000万的年轻城市，深圳正在谋求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无论是从就地改造南头古城的做法，还是官方组织这一场专场讨论的姿态来看，深圳仍然在以包容的态度，接纳更多来自各个阶层的人。

“慢更新”，

探索城市发展更多可能

12月15日，第七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以下简称“双年展”)将开幕。展览的主展场也首次选址南头古城——这个被古城墙圈起的城中村。

本次展览的主题是“城市共生”，倡导文化、社会、空间多层面的共生，重点关注城中村的发展。尽管此前几届双年展都曾讨论城中村的问题，但这是第一次将它作为主要议题。

作为深圳城市行政区划的原点，南头古城保留着深圳城市历史建筑的清晰迭代，内有东莞会馆、文天祥祠等十余个文物单位。古城主要由东街、西街和南街组成，街区宽度约为3-4米，两侧小巷密集，适宜步行或骑行。现居住人口超过3万，绝大多数为外来人口。

尽管在古城墙的环绕之下，南头古城仍然难逃深圳城中村特有的自然生长形象，缺乏规划，几年前还曾面临着脏、乱、差的质疑。

2010年，深圳在市级层面提出南头古城要彻底保护与开发，后因各相关部门在就地活化保护还是整体搬迁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规划一直搁浅。

去年6月，南头古城启动保护性改造。借助此次双年展的契机，深圳市属国企深业集团让艺术家、设计师入街，有步骤地完成产业、文化、商业、环境和居住五个维度的升级，最终欲将南头古城打造成为一个集创意设计、特色商业等多种元素的设计小镇。

深业集团为古城的6家店铺实施了七日“焕新计划”，即以创意轻改造的方式升级店铺。深业置地董事长张健在谈到这一计划的初衷时说，“焕新”不是把旧的抛弃，而是利用小小的改造，把外面的眼光吸引到南头古城来。

12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古城看到了“焕新计划”的成果，6家店铺的店面设计多少跳脱了城中村的旧形象，多出了几分设计感。

三代豆腐店穿上了油炸豆腐的“金色外衣”，与新鲜出炉的豆花、豆浆相映成趣。文庆鲜水果店的外墙，画满了以绿色调为主的水果涂鸦。4平米不到的张姐裁缝铺，也挂上了用边角布料设计的“衣美缘”招牌。

深业相关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新引进的飞地书局外，另外5家均为古城经营多年的本土原创店铺。未来，古城将保留并升级东街的生活配套，另两条主要街道——南街和西街，则引入本土原创的设计品牌和文化品牌。

这一系列举措被深业集团称为“慢更新”，意在探索城市存在的更多可能。

深业集团黄伟总裁表示，深圳从小渔村到世界大都会，40年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对城市历史的尊重，很多建筑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不能只停留在博物馆里，必须要用一种方式保留下来。

“深圳梦”，

城市要更新也要更包容

对于深圳这座城市而言，旧城、城中村不只代表着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同时也承载着年轻人的“深圳梦”。

一位创业者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创业起步期，他和团队在深圳宝安的一处城中村民房中待了半年，半年后拿到融资才把办公室搬到科技园。

居住在城中村，更是众多刚刚来到深圳的年轻人会选择的“过渡”方式，当前，城中村租赁住房仍占深圳总租赁住房的70%。如此庞大规模的价格低廉的住房，也被视作为支撑深圳城市竞争力的一座堡垒。

在前述深圳规土委组织的城中村专场讨论会上，一位市民代表说，“我1994年就来到深圳，在城中村住过，现在公司在科技园。大冲村拆了之后，科技园一带的员工，尤其是月薪在万元以下的只能住到更远的西乡，幸亏有地铁开通。如果把周边的城中村都拆掉，我估计很多公司要搬走。”

在城市迅速发展和土地资源稀缺的双重背景下，深圳的城市功能在迅速变化，对城市更新的要求也变得尤为迫切。

根据深圳《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全市要争取完成各类城市更新用地规模30平方公里，稳步推进城中村和旧城区综合整治，规划期内力争完成100个城中村或旧住宅区、旧商业区综合整治项目。

几乎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城市更新会不可避免地推高区域成本，“挤出”原有居民。决策者该如何在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之间找到平衡点，兼顾城市发展和民众利益？

南头古城代表的慢更新、轻改造的方式，正是众多规划设计界人士所推崇的方向。AECOM亚太区总裁、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乔全生曾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除了必要的拆除外，城中村更应该寻求改建的途径，尤其是从安全角度出发进行基础设施的改造和修缮。

但从长远来看，谁来决定城中村的改造？可能是更为根本的问题。

参照国际经验，乔全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波士顿、新加坡、香港等地都有城市重建机构，基本是属于“半政府”组织，并不以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而是综合考虑人文、社会、城市历史等方面的因素。由于政府的有限介入，发挥规划和引导等作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开发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取向。

在前述城中村专场讨论会上，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城乡规划系主任杨晓春表示，“我并不想一味去赞美城中村，但也不能一棒子把它打死。但是谁来决定城中村的去留呢？我认为是居民，不仅仅是村民、房东，还应该包含真正住在这里的租户。当一个城中村没人租住，或者活力下降的时候，就是我们思考它是否应该改造的时候，而不仅仅根据区位来决定。”

杨晓春继而提出，如果要由居民来决定是否拆迁，将面临着比较根本的制度革新。深圳在公众参与上超出其他城市，但是否可以有一个程序，让更多的声音能够发出，做更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