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深层原因——移民替代

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深层原因——移民替代

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很多，最出名同时也是最古典理论的便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利益较大或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在资本和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总量将会增加，如此形成了国际分工。

但从古至今的国际贸易事实却并不是像李嘉图的理论那么理想化，如中国自明朝开始就出现了国际贸易的大量顺差，中国向其他国家出口丝绸、瓷器等，并换取银子，但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却很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中国至少宋朝开始，银子就成为主要流通货币了。

到了明朝嘉靖时期，政府确立“一条鞭法”的赋税及徭役制度，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中国持续几百年的银本位制应该就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确立的。据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

又如，从全球贸易史看，西方国家最初从东方进口的主要商品是香料，原因在于，大部分香料类植物多是印度及东南亚国家的特有植物，欧洲无法种植；在交通方式极不发达的古代，香料成为了奢侈品。因此，被中国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西方贸易，同时也被称为“香料之路”。

因此，全球贸易起初并不是因为劳动力的比较成本不一导致的分工不同而促成的。到了今天，我们同样没有发现世界各国都能够心安理得地接受全球贸易格局下的“生产分工”。

例如，工业化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向往的模式，发展高科技也是所有工业国的目标；即便像美国这样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80%国家，仍然希望“再工业化”。正是因为各国产业发展目标的趋同化，才是导致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

中国应该是属于二战之后由农业国成为工业大国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中国并不是一个成功的特例。例如，日本和韩国是二战后两个仅有的成为制造业强国的成功案例，这似乎很难从比较优势说和资源禀赋理论来解释。

我在几年前曾经发现，全球三大制造业大国——日本、德国和韩国，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如2013年全球人均耕地面积为3.45亩，其中德国为2.25亩，日本为0.51亩，韩国为0.49亩。尤其是日本和韩国，不仅耕地极少，而且国内矿产资源也匮乏。

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也只有1.3亩，由于地少人多，只有发展工业，同时通过出口工业品来提升收入水平。回顾历史，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由于少地少粮问题，都发生过虐杀婴儿的现象。尤其是日本，它在历史上实行的是家庭土地长子继承权，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的弟兄分配制，这使得他们的求生意识更加强烈。

日本和韩国同属东亚国家，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勤奋而好学，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它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全球人均国民收入排名前20%的国家或地区。这也印证了儒家文化具有“致富”理念。

读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读一部战争史，战争目的多半是为了获得更多资源，胜者为王，可以占有失败者的土地和财富。如此看来，全球的资源分配永远都不会是合理的。15世纪的所谓地理大发现，说白了就是为了寻找和掠夺当地财富。欧洲人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使得他们的人口迁徙幅度最大，美洲、澳洲乃至非洲的南非等地，都被他们占领并成为永久主人。

从历史上看，当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都遇到灾荒的时候，前者采取的应对举措往往是抢掠，这就是秦始皇为何要花巨大代价筑长城的原因；后者则多为“逃荒”，例如，清末出现的闯关东现象，实际上就是当华北地区遇到灾荒后的持续向东北移民现象。

如今，中国国内的移民仍在持续，如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人口都在净流出。总体看，一二线城市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是根本原因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低，太多的人拥有太少的耕地。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人口向外移民在16世纪初就形成规模了，由此也与迁徙国发生冲突，如早在1603年，就有2.3万华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惨遭杀害，而美国早在1882年就通过了旨在阻止中国移民入美的“排华法案”。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而言，向外移民数量总是相对有限，且解决不了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问题，加之移民难度也在不断提高。因此，要提高国民收入，只有发展出口贸易。从这个生存发展模式看，出口的本质就是“移民替代”。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别限制，那么，中国至少可以有2000万农民去美国从事农业劳动，发展精耕细作农业，或许能让美国的农业产量再提高三分之一。因为美国只有200多万专职农民，而按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农民超过两个亿，约为美国的100倍。

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就有了移民限制，这使得中国一直存在劳动力总量与其他资源总量不匹配的问题，只有发展外贸才能解决劳动力相对过剩问题。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尽管中国与日韩的经济体制不同，但出口导向战略却是一致的。2017年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全球分别排第一、第四和第六，均超过它们GDP在全球的排名。

200年来西方对华政策并无本质变化

19世纪是全球霸主是英国，殖民地无数，当年也是打着通商的旗号挑起事端。1840年前后 的鸦片战争，英国则称之为通商战争，最终清政府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也就是说，当贸易条件对西方有利的时候，他们竭力要求对等贸易，开放中国市场；当贸易条件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则实施贸易保护政策。

二战之后，美国确立了全球霸主地位，但美国又面临了外贸赤字居高不下问题，如80年代初是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巨大，是美国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因此，1985年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以及英国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有秩序地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的协议，即“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引发了日元持续升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这迫使日本政府为了维持国内景气度而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进而引发资产泡沫破灭。从此日本经济一蹶不振。

随着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大，美国对中国也采取了各种对抗措施，如在10年之前，主要是对中国的纺织服装出口设置了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非贸易壁垒，10年后的今天，则主要针对高科技产品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等举措，甚至准备加征关税。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主要原因是美国贸易逆差过大，如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顺差要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46%。至于指责中国对美贸易存在违反公平贸易的事实，其实只是由头，如果中国能做出符合特朗普所期望的让步，则贸易纷争基本可以平息。

特朗普上台一年多来，为了让“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主要采取了限制移民和保护贸易这两大举措。如前所述，出口贸易的一大重要功能就是“移民替代”，因此，限制移民和贸易保护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要给予美国白人更多的就业机会，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可见，美国从“国际主义”价值观退回到“民族主义”价值观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回顾历史，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后，根据移民局记录，1884年中国人入境人数大幅减少，到1892年，全年竟没有一个中国人来美国。1892年，美国国会立法把所有的排华法案都延长了十年，且新增了许多歧视华人的条款；1902年再度立法延长所有排华法案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议决：排华法案永远有效。

1943年，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专门针对特定国家移民限制的“排华法案”被废除，我认为被废除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之间成为了盟友，因此，本质上看，“废除”并不是完全是“正义”驱动，更多是“利益”驱动。

据美国人口统计局数据，2015年美籍华裔家庭的平均收入为10.85万美元，比美国总体家庭平均收入水平高36.8%，而且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比也高于全美平均水平。这也是为何特朗普要限制移民的原因，尤其是亚裔在美国所获得的收入和职位普遍比较高，或多或少地影响了白人的发展机会。

因此，东亚国家各民族世世代代处在人多地少的环境里，养成了勤劳和高储蓄的习惯，注定了他们更有条件成为高收入阶层，但这种通过移民或贸易方式来改变自己命运的谋生方式，这种追求财富的“拜财神爷”文化，容易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习俗相冲突。故从19世纪开始，西方就形成看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理论，把中国和日本人视为威胁到白人的“黄祸”。

二战之后，全球总体处于历史上持续时间较长的和平发展阶段，全球殖民地数量大幅减少，经济竞争成为全球国别竞争的主要方式，这使得中国再度成为全球最具潜力的竞争者，因此，西方国家对中国政策仍然延续近200年的主基调，就是防范和遏制。

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主因

特朗普认为，中国对美贸易之所以能维持高顺差，与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有关，但他却没有能够找到“操纵汇率”的依据。纵观过去30年中美贸易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人民币处在贬值阶段还是升值阶段，对美贸易顺差都在不断扩大。因此，“汇率操纵说”并不成立。

以日本为例，1985年日本被迫签订广场协议，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日元升值，在短短三年时间里，日元对美元升值近一倍，但这依旧未改变日本的出口强势，尽管以日元标价的出口增幅明显回落，但以美元标价的出口增幅却依然强势，对美顺差水平进一步抬升，1991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额要占到美国贸易逆差近60%，似乎是广场协议前的两倍。

可见，汇率高估与否并不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那么，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主因是究竟什么呢？我们研究发现，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如日本在60、70年代，虽然名义工资涨幅惊人，但由于劳动生产率平均有高达10%左右的年增幅，故单位工资成本的实际增幅相当有限。

构成劳动生产率的三要素是劳动力素质+资本密度+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劳动生产率提升对制造业的贡献，则主要来自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如截止2015年，美国有近4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而中国只有12%，相当于美国1972年的水平。尽管中美劳动力素质差距巨大，但中国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幅度却非常惊人：2000年中国大专以上学历者仅占全国人口的3.6%，相当于美国30年代中期水平，到了2010年上升至9.0%，相当于美国1959年的水平，即中国10年走过了美国24年的路。

中、美、日以产出衡量的劳动生产率

数据来源：中泰证券研究所

若以就业人数及GDP来衡量劳动生产率水平，则其增速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中位数水平是2.0%、日本大致是1.7%，而中国则超过了8%。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规模估计超过美国最近100年的投入量，这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望尘莫及的。中国工人的薪酬水平虽然上升了不少，但目前仍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尽管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用工成本低廉，但产业配套、交通运输条件和劳动力素质等方面与中国相比仍有不少差距。

因此，特朗普把“不公平贸易”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主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中国经济落后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它应该拥有“发展权”，即过去发达国家通过侵略和暴力来抢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财富，而后发国家只能通过移民来分享部分资源；如今连移民都受限制，那至少给点自由贸易的权利吧？

回看过去40年的历史，发现中国的崛起已经势不可挡。由于全球出口贸易的最大特点就是此消彼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出口竞争优势黯然失色，日本在经历了连续六年的外贸逆差后，2016年才稍有顺差。

从1989年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到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恰恰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中国对美出口份额，正是从80年代末开始显著提升的，这正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的开始。

我并不认为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增长是奇迹，因为最近30年的高增长起因是过去一二百年的低增长，即超跌反弹而已，所以，反弹至今，中国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与同属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还将继续发展，即便美国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也无法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因为中国不同于日本，前者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贸的依赖度会逐步减少。所以，中美贸易冲突也将长期持续下去，冲突的背后，实际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异。

从中美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看，彼此存在很大的互补性，因此，贸易战的结果一定是两败俱伤，这也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过去40年来，中国的开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故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出现愈演愈烈的贸易战，更不会升级为另一场“鸦片战争”。

尽管如此，我觉得，从长期看，中美贸易纷争很难化解，因为中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美国必然会为了维持霸主地位而不断给中国设置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