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批国企混改试点启动 “两类公司”扩围步入快车道

（原标题：第四批国企混改试点启动 “两类公司”扩围步入快车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在前三批共50家国企混改试点基础上，第四批混改试点已启动。东风汽车、中广核等多家央企有望入围，一些企业正在上报方案，中盐等集团层面混改也拉开帷幕。“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提速扩围亦步入“快车道”。业内人士认为，明年国企混改将步入加速落地期，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主要平台的“管资本”将成为主旋律，预计国资投资运作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企改革重要推手。

国企混改加速落地

入围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企业的央企子企业，不限于电力、石油、军工等七大领域，还包括转制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服务型企业。第三批混改试点甄选的地方国企则涵盖了辽宁、黑龙江、浙江、湖南、贵州等地。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已纳入试点的企业包括包钢集团、浙江省盐业集团、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丽莎表示，作为国企改革突破口，混改正在积极推进，发改委推动重要领域的三批混改试点企业，国资委推出国企改革“双百行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中的二级、三级公司也在进一步探索混改。竞争类央企推动内部子企业混改，地方国资委结合各自具体情况推动所监管企业的混改工作。2020年，国企改革将进行阶段性总结；2019年，各大企业混改工作将积极推进，分类分层、集团公司混改、双向混合、外资企业参股等将成为亮点，后续仍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同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文宗瑜认为，混改的关键是如何让非公资本参与改革，改革过程中应允许非公资本行使平等表决权。在具体操作中，应引导并要求绝大多数国企重点在母公司层面推进混改，国企可自主选择是同步还是分步进行混改与债转股操作的结合。非公资本可自主选择在债权或产权环节参与国企混改，以混改推进国企转型升级，实现市场化去产能去库存；以非公资本增量入股，实现实体国企有效去杠杆。

“两类公司”基金系成型

国有资本投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即“两类公司”)改革试点提速扩围也是明年国资改革重点。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第二批共10家左右“两类公司”试点企业不久将公布，未来将形成两三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二十几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以及三四十家产业集团的格局。

数据显示，截至10月底，中国国新和中国诚通两家资本运营公司已设立6只基金，总规模达8645亿元，累计投资1680亿元。按照国资委安排，下半年要进一步推进运营公司基金系建设，支持运营公司参与央企IPO、市场化债转股、股权多元化和混改等工作。

据国投公司相关人士介绍，国投参与发起设立并管理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央企扶贫基金、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基金、军民融合发展基金等国家级基金，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加入，基金规模已达1600亿元。

招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建设方面，集团正努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资本运营与资源整合、生态圈构筑平台，对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基金投资类企业，要求参与投资决策的人员强制参加该期基金跟随投资机制，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对所属的科研类企业，根据其人力资本贡献占比较高的特点，探索实施股权出售激励计划、岗位分红激励计划；对符合政策导向的中外运化工物流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试点，首批167名员工已完成股权认购并收到第一期分红。

周丽莎表示，搭建国资投资平台目前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金控平台+产业基金”模式，即成立专门的金控平台，成立相关产业基金。这类企业产融结合业务能力很强，如国投集团、招商局集团。二是成立专门的金控平台，在此平台上进行相关投融资业务。这类企业产融结合能力较强，如中交集团、宝武钢。三是分散型金融板块模式，基于原有金融业务进行平台搭建。这类企业具有一定产融结合能力，如中粮集团、五矿集团、保利集团。后续随着配套政策出台、试点扩围，“两类公司”基金系将加速成立，国资市场化投资运作将步入高潮。

国资运作持续活跃

随着改革提速，今年以来国企资本运作愈发活跃，尤其下半年以来国企股权类交易占比提升迅速。这种势头有望延续到明年。

长江证券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企整体股权交易频次提升1个百分点，其中地方国企下半年占比迅速提升，2018年地方国企股权交易价值为2396亿元，共交易314次，保持小幅上涨。在国企股权交易中，央企股权交易频次占比92.2%，交易价值占比92.4%。

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国企资本运作是当前国企调整资产、股权结构主要手段，将贯穿国企改革进程始终，预计国企资本运作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国企改革重要推手。

国资资本运作活跃主要是受改革政策驱动。国企改革推进国资由“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主要平台的“管资本”将成为主旋律，企业由此获得更多经营自主权。此外，5月出台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部分下放了地方国企股权运作权限，促进了地方国资运作的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