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手机产业链聚落印度调查)
从交通拥挤的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出发,驱车一小时可达到位于新德里东南郊的新兴城市——诺伊达。作为印度“德里孟买工业走廊计划”的一个关键点,这里正发展成为印度下一个手机制造聚落。
IBM、三星、中国手机品牌OPPO、vivo以及印度当地手机品牌LAVA和支付之王PayTM都在此区设印度总部。三星去年宣布在诺伊达投资约合47亿元人民币扩建其在全球规模最大的手机工厂;OPPO斥资22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地区置地建设新的印度总部;vivo则宣布将投资超过约40亿元人民币在大诺伊达建造新的工厂,使其印度制造基地变得与中国工厂一样大。
诺伊达还有聚集了小米、传音等品牌的OEM(代工)工厂,以及围绕这些手机大厂的上游供应链,其中不乏A股上市公司,如航天科技、瀛通通讯、合力泰、长盈精密、裕同科技、欣旺达等公司。在诺伊达地区之外,TCL、京东方A等也在印度建设厂区。
目前中国手机品牌已经在印度拿下50%以上市场,并期待拿下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如果想要在印度获得长期发展,必须要满足产品在印度生产。2016年印度总理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计划之后,印度对智能手机机零部件渐次加征关税,在印度建厂是各大手机厂商发展的必要条件。
关税倒逼供应链进印度
给小米手机和传音手机做OEM的海派科技,是中国手机产业链向印度发展的一家典型公司。
海派科技是小米重要的OEM合作企业之一。2016年8月海派科技在印度注册建厂,当前每月生产约100万部手机。目前海派科技已经在筹备建设二期工厂,承租了百米之内OPPO转移而留下的厂房,新厂房建设完成后,每月将可以生产约280万部智能手机。
2017年,海派科技被A股上市公司航天科技并购,成为航天系的一员。海派科技印度负责人张求生表示,海派科技进入印度市场一方面是战略布局,另一方面是满足客户要求的考虑。
2016年开始,印度总理莫迪推出了“分阶段制造计划”,希望利用印度巨大的智能手机市场推动本土生产。该计划不仅包括对手机征收关税,还包括对手机充电器、电池、耳机和已经预装印刷电路板的零部件征收关税。整机税收达到20%,SKD(半散件)关税在5%—15%不等。
对竞争激烈且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来说,承受关税意味着利润被蚕食或丧失价格竞争力。“手机行业利润微薄、价格竞争激烈,没有企业愿意扛着关税参与竞争。苹果iPhone的生产不在印度,所以价格全球最高,苹果印度市场份额在2018年已经下滑到只有约1%。”一位行业人士介绍。
为了避免关税等成本,中国智能手机厂商不断扩大在印度的生产能力。品牌商也不断“催促”其在国内的上游供应商赴印度建厂。“光是今年,传音、小米、OPPO就组织几波上游供应商组团来印度考察市场,传音年后已经组队三次来了印度。”正筹备在印度成立“印度中资手机行业协会”的杨述成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海派科技是较早进入印度的代工厂之一,张求生不停接见来印度考察的中资考察团,主要询问在印度办厂的经验。
在他看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手机品牌商希望供应链企业到印度建厂,一方面是关税政策影响,另一方面是产品竞争加速对制造的时间提出更高的要求。当前,印度没有手机制造业基础,散料都需要从中国空运到印度。“船运的时间太长,根本等不及。”张求生说。
张求生介绍说,诺伊达地区最早是OPPO、vivo前来建厂,后来带来数据线、充电器等供应商建厂,逐渐有了更多的代工厂以及供应链企业,慢慢形成了手机产业基地,是自发形成的集群。
还有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在诺伊达集群建厂,小米供应商合力泰已经承诺未来三年在印度大诺伊达地区投资约2亿美元,并于2019年初启动生产。小米印度首席运营官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该公司将在印度生产相机、触摸屏模块和指纹传感器等组件。
手把手教印度工人
印度软件产业发达,但工业制造业基础较薄弱,尤其在手机制造领域,此前印度本土的智能手机品牌多依靠中国OEM公司的支撑。中国企业在印度设厂也在一步步带动印度本土工业制造。
在海派科技工厂流水线,装备了与中国手机制造产线一样的SMT设备产线,区别之处是中国工厂有更多的自动化设备,而印度工厂则用了更多的劳动力。
劳动力成本低是印度制造的优势,海派流水线的印度工人包含公积金和社保的税前月薪11056卢比(约1650元人民币),人均加班费每月约300到400元人民币,而且招工容易。“招100人能来四五百人应聘。”张求生说。
在海派的车间,技术程度较高的SMT等设备操作还是中国工人。“技术工作要靠中国工人手把手教会印度本地工人。”他介绍说,印度人喜欢自由,生产效率要比中国员工差一些。海派工厂在2016年刚投产时,印度工厂的生产效率只有中国的60%,现在逐渐上升到约80%到90%。
除了人口因素之外,印度制造其他生产资料并无优势。比如厂房月租金每平方米约30元人民币,水平几乎与深圳工厂相当;工业用电采用阶梯收费,价格与广东地区差别不大,但是印度停电情况时有发生。
瀛通通讯印度工厂负责人邱斌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印度电力设施就像上世纪90年代的深圳观澜,夏季用电高峰期每天断电十几次都是常有现象,厂房必须配备备用发电机,不然无法开工。印度的工人管理难度很大,经常出现旷工的现象,生产效率较低。”
记者走访获悉,因为印度市场在快速发展,海派科技、瀛通通讯这样的上游工厂主营业务能较保持稳定利润率,甚至比中国工厂利润率略高,现在还在不断投入新的厂房、设备,试图在印度高速增长的手机市场拿下更多份额。
张求生认为,在印度置办工厂,最大的问题还是印度的关税政策变化太快,海关报关需要不停的变。印度素以监管严厉和产业战略多变著称,张求生说,要推动印度制造,印度还需要稳定和更有利于商业的政策体系。
中国制造在印度,事实上并没有享受到印度的政策支持,更多的是产业集聚效应。在印度投资也找不到低成本的融资渠道,商业贷款利息约在10%,近乎与国内的消费贷款利率水平相当。
杨述成说,在印度的中资企业也开始形成集群,比如OPPO、vivo、TCL开始建设产业园,更多的企业形成产业合力,在未来与印度政府政策谈判或更有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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