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角色缺席致衰落 深圳证券业亟待“迷途知返”

（原标题：关键角色缺席致衰落 深圳证券业亟待“迷途知返”）

深圳证券业先发优势已经失去。

回顾证券业发展历程，深圳券商从诞生起就迎来高光时刻。20年前南方券商势力强盛、雄踞一方。10年前，经纪与投行业务位居全国榜首。如今深圳当地券商江河日下直至掉队，已经失去当初敢闯敢拼的勇气。

究竟是从业者失去乘风破浪的热血，还是背后资本错失行业发展良机？在国家再三大力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否把握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战略机遇，将券商作为战略资源加以珍惜和重视，这已然事关深圳证券业发展的关键。

深圳券商整体实力落后

一度被称为“券商一哥”的南方证券，当年恐怕无论如何都想不到25年后成为一家异地券商的全资子公司(中金财富)：业务被分拆、牌照被出售、人员被分流。

创立之初就位于国内证券行业金字塔尖，南方证券是少数几家注册资本高达10亿规模的券商，各项主要业务指标多年位居业内第一。然而“传说”最终还是从深圳手上流走。

在特区热土留下“传奇故事”的还有民营券商——大鹏证券，公司一度创造大鹏效应，营业部成交量6周内从第350名冲到深市第一名。

此外，还有经纪、投行、研究业务齐头并进的联合证券，以及有“小中金”之称的汉唐证券，然而这些公司在昙花一现后，都被区外资本收入囊中。

长城证券总裁李翔回忆表示，当年深圳券商数量在全国占比非常高，同时经纪业务市场份额、托管资产、经营业绩、投行项目情况等要明显领先。

所向披靡的局面在十年前仍有延续。据深圳证监局统计，深圳券商2010年后经纪业务市场份额多年来稳居全国第一；投行业务增长迅速，股票主承销家数前5名均为深圳公司。此外，深圳券商家数、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名列全国第一(注：上述统计均含中信证券)。

与10年前甚至20年前叱咤风云的成绩相比，如今的深圳证券业，已被京沪地区券商甩得越来越远，自身业务发展也日益乏善可陈。

根据Wind数据对各券商2019年业绩统计，具有上海国资背景的东方证券营业收入排名第七，连续两年挤入前十。作为深圳国资券商的代表——国信证券营收规模排第十一，连续两年掉出第一梯队，令人唏嘘。

不仅综合实力落后，深圳券商在多个单项业务上也逐渐失去话语权。Wind数据显示，曾因“银证通”做强经纪业务的国信证券，股基交易额2005年至2011年一直排名前五，但近5年已经掉至第八、第九。

投行业务方面，在创业板业务刺激下，国信证券、平安证券、广发证券曾在首发(IPO)市场三足鼎立，并催生了华南五虎。但2018年起格局生变，北京地区券商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成为“新三大天王”。

深圳证券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李 鹏表示，深圳券商长期以轻资产业务为主要盈利来源，对专业化要求相对较低，且表现为市场空白期发展迅猛，市场饱和期后劲不足。当证券行业处在从“通道类中介”转型到“专业型投行”的阶段，创新型业务将为券商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而专业型人才不足是券商发展创新型业务的桎梏。

股东支持不力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资本金不够”、“如果给我200亿资本金，我就能把交易型投行做起来”、“现在就是没有钱”。谈及发展规划，中山证券董事长林炳城一方面胸有成竹，另一方面因被净资本掣肘颇有不甘。

限制券商业务规模的直接原因是净资本不足。2016年《证券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出台，确立由风险覆盖率、资本杠杆率、流动性覆盖率及净稳定资金率四大指标组成的新证券业监管参数体系。

2019年，深圳地区净资本最高的招商证券才487亿，在行业也仅排名第九。国信证券掉出前10，净资本才400亿。而京沪地区大型券商资本金至少500亿以上。剔除最高值中信证券，北京地区的银河证券、中信建投，分别有690亿、540亿净资本；上海地区的国泰君安860亿、海通证券729亿。

三地券商净资本实力差距显而易见，这直接决定了券商之间的竞争力。李 鹏表示，深圳券商资本规模不足，业务转型缓慢。

在林炳城看来，深圳本土券商的股东，尤其是国有资本，并没有抓住机会及时给券商补充资本金。“京沪两地国有资本对券商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深圳，尤其在券商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国有资本发挥了很大作用。”

股东的支持除了体现在净资本补充上，还包括战略定位、资源倾斜。据证券时报记者梳理，有近1/3深圳本土券商为央企背景，比如招商证券、长城证券、安信证券、英大证券和五矿证券等就属于此类。而在央企版图下，券商可能仅被当成一个支持部门，管理团队别说独立决策，甚至还要受央企限薪等制度约束。

即使是民营金融集团，也未必重视券商板块，中国平安集团对平安证券的定位就是鲜活案例。平安证券作为平安集团传统金融业务其中一个板块，主要听从集团战略安排，与其他板块形成有效配合。

“关键角色”缺席

业内人士认为，在深圳证券业发展历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在关键时刻缺席。

前述提及的2019年券商营收排名中，上海国资背景的三家券商齐列第一梯队，代表着上海证券业发展整体向好，有市场人士解读这与当地政府多年支持密不可分。

2000年初爆发的证券业危机，上海本地券商因熊市巨亏，其中申银万国以28亿亏损额位居榜首。上海市政府摸底排查后决定出手扶持，首先降低券商融资成本，比如帮助推进增资扩股和发债计划，鼓励券商股东给予长期借款；第二减少企业成本负担，如适当减免税收；第三支持券商大力发展业务，如鼓励申报创新业务。

同时期的深圳，却一家家券商倒下。南方证券与大鹏证券破产清算；汉唐证券被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大鹏证券经纪业务及31家营业部被长江证券有偿接收，投行业务被国信证券整体收购。

原国信证券总裁胡继之表示，上海市政府关键资源的给出能力特别大，在关键阶段群聚资源支持券商。胡继之回忆，在2003年～2005年行业危机中，上海动用政府资源救券商，“深圳的券商主要靠自救，但很多券商还是没了。”

在综合治理后，深圳本土券商继续流失。2006年，彼时还是区域券商的华泰证券入主联合证券。10年后，前身为南方证券的中投证券，被中金公司吸收。

即使是今天，上海国资依然还在继续扩张自身的证券版图。今年3月，民生证券增资扩股，上海国资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与此同时，民生证券计划将注册地由北京东城区迁至上海浦东新区。

林炳城认为，对于证券业，政府采取的措施应有别于其他行业。“金融行业一定需要政府有所作为，要充分认识到券商这种机构背后的战略意义，特别是现阶段，在行业底部时政府最好能介入。”

申港证券投资银行资本市场部总经理邓舟表示，在新一轮证券业并购整合趋势下，深圳本土券商仍然有机会，但这需要国资股东及经营团队的支持。“他们实际上有实力并购其他券商，这是能快速做大规模的有效手段。”

发展软环境亟待优化

事实上，深圳在发展证券业上不是没有先天基因。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一批批证券领域开拓者曾在深圳创造了许多奇迹。

深圳市原副市长张鸿义此前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内地第一个证券市场能够在深圳破土而出，归功于国家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大气候，要感恩深圳这块改革开放热土的培育。

眼下，随着时代发展，科技已成为深圳另一重要标签，深圳正打造全球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之城。但细究金融构成，银行保险在体量上仍占据重要位置；创投机构与小额贷款公司规模虽小但颇有活力，不计其数；证券业如今无论是体量还是数量，地位尴尬，影响力小，极易被忽视。

地位越弱势，越难发挥影响力，造成恶性循环。而资本与人才是证券业发展的两大核心，如何完善证券发展环境，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是深圳重塑证券业中心迫在眉睫的问题。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上海是券商设立子/分公司的主要选择地。比如，国金证券在上海设立5家分公司，分别涉及自营、承销保荐、资管、投资咨询、互联网证券。湘财证券、华福证券及深圳本土券商华鑫证券将自营分公司设在上海。

前国元证券董事长蔡咏表示，证券公司要想发展，资金、人才、信息交换很重要，而这些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蔡咏回忆，国元证券当年投行和研究所成立之初设在上海的原因就是为了人才。

深圳金融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肖志家认为，上海优势在于金融市场完备性和开放水平，拥有证券、货币、金融衍生品等全套交易场所和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证券、保险、期货、外汇和黄金交易市场。此外，还有外资金融机构实力较强、金融国际知名度较高等优势。这些业务为当地证券机构开发多样化的产品体系、开拓国际化业务打下好的基础。

北京则集中了金融监管机构、四大行为首的金融机构总部以及诸多大型央企总部，政策优势、信息优势和资金优势明显。同时，北京高校、科技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动活跃，为IPO、债券发行提供大量储备资源，有力支持了北京券商发展。

肖志家认为，深圳优势在于市场化的营商环境、强大民营经济基础，再就是深交所的存在，以及毗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对证券业开展跨境业务带来便利。

“深圳金融发展环境也存在多方面弱势。”肖志家认为，作为金融中心，持牌机构数量少于北京和上海，金融市场平台只有深交所。国际化程度不够，外资机构体量很小，还面临水土不服问题。另外，深圳生活成本高，空间狭小，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缺乏。

证券业发展

需跟上“三区”定位

深圳正迎来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粤港澳大湾区、前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三区”建设和定位，再次将深圳推升到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潮头。无论“三区”建设中的任何一区，深圳证券业当下的发展规模和实力，与国家对深圳的定位都很不匹配。

一个细节就可略见一斑。深圳证券业协会目前在国信证券大厦办公，只有半层楼，空间局促狭小，装修老式。记者采访时注意到，该办公区里一盏日光灯忽明忽暗，这样的办公环境与国家定位的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难以匹配，倒让人有种时光倒流回80年代的错觉。

采访中，多位券商高管也介绍，地方政府对扩大直接融资的理解并不透彻，这导致运用直接融资手段较少，对券商潜在资源禀赋和潜力重视和利用不够。

李 鹏介绍，地方干部寻求金融机构支持实体经济时，基本以银行间接融资方案为主。“银行威风八面坐在对面，开口就是给出几百亿的资金；券商有的只能给10万，最多的也就几百万。这给地方干部直接印象就是，券商微不足道。”

李 鹏认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形成，需要一个由直接融资主导的、对创新风险容忍度更高的金融市场的支持。“这就需要充分发挥证券公司投行的专业性。证券业需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服务质量，以更有针对性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新科技企业提供适合的金融服务。”

这对机构个体而言是重大发展机遇，现代投行有望从深圳诞生。

林炳城认为，未来券商应拥有解决金融市场直接融资中出现的疑难杂症能力，这是一项不同于IPO的非标准化业务，体现的是券商创新能力。

“深圳更适合率先诞生现代投行。深圳有创新精神，如何将创新在金融市场里实现，现在已有苗头。”林炳城表示，只有提高金融创新氛围，深圳未来才能吸引更年轻一代、优秀人才加入金融业。

“另一方面，深圳应加快建设国际化金融创新中心，提高国际知名度，加强跨地区国际金融活动和业务。”李 鹏表示，在“三区”建设中，深圳的金融和证券业还需要在政府相关监管部门的支持下，进一步探索如何在国际国内金融市场制度、跨境资本管制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内外金融市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实现更有效的互联互通。

肖志家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深圳证券业发展中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我们会酝酿就如何做大做强做优深圳证券机构开个座谈会，让大家集思广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