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副行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令人堪忧

（原标题：世行副行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令人堪忧）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望企稳，全球经济似乎已经临近“软着陆”，但增速仍持续低于疫情前十年中3.1%的均值。

世界银行最新估算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约为2.7%。同时，全球通胀料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融资环境已见宽松。但企稳迹象背后，错综复杂的经济与地缘政治因素仍对全球经济构成巨大压力。

9月5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世界银行运营常务副行长Anna BJERDE表示：“自疫情及其导致的全球冲击发生至今已逾四年，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未重新找到通往繁荣的可靠路径。”

东亚和太平洋(601099)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经济活力的灯塔，在这样的趋势下也无法独善其身，增速也仍低于疫情前水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前景格外令人堪忧。到2030年，其潜在增速有可能降至4%，较上一个十年的平均水平降低一个百分点。

“按照目前的经济扩张速度，我们将无法实现发展目标。增长疲软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未来十年，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将有12亿年轻人达到劳动年龄，但相对应能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数量预计将仅有4.24亿。此外，经济增速每下滑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会增加1亿人。”

这意味着，到2030年，全球将比2020年增加1亿贫困人口。世界银行呼吁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寻找重振经济的通路。

一系列关键挑战

Anna BJERDE认为，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时相比，今天的世界已大不相同。我们当前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包括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日新月异的技术颠覆等。中国自身也正在应对诸多艰巨的经济挑战，如增长放缓、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变化的全球贸易局势等。

生产率增速放缓。尽管技术飞速发展，但新兴市场的生产率增速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在下滑。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速放缓已成普遍现象，影响了70%的经济体、逾80%的全球极端贫困人口，见于包括东亚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地区。这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构成了严峻挑战。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对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投资也有所放缓。2010-2020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投资增速降至5%，创三十年来最低水平，较2000-2010年减半。而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兑现《巴黎协定》承诺，我们须大幅提振投资增速，仅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需的投资规模就已升至2.4万亿美元。

人口老龄化。到2050年，全球欠发达地区65岁以上人口规模将达12.5亿，较当前增长7.5亿，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这一趋势将格外显著。全球不少地区曾经驱动经济扩张的年轻劳动力正在缩水，主要增长则集中在非洲。东亚地区面临“未富先老”的风险。

全球经济分裂加剧。保护主义的抬头和贸易壁垒的增加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仅2022年，全球各国新增的保护主义举措就有近3000项，严重威胁着全球贸易、投资和知识的流动。经济分裂将产生负面冲击，而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更是首当其冲。

颠覆性技术和数字化。日新月异的、颠覆性的技术变革为提振生产率增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也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低技能工人。

例如，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显示，越南的高价值制造业在迅速普及工业机器人后，实现了约10%的就业增长和5%的劳动收入提升。但是，尽管整体就业和劳动收入有所扩张，但从事常规手工劳动的低技能工人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却在减少。

最后，气候变化加速。气候风险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冲击尤为显著，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就是典型例子。目前，全球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中，已有超过一半由该地区承受，而气候变化仍在加剧灾害。世行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经济冲击占其GDP的比重可能会超过10%。

采取措施重振增长

但这些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通过建设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无论是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都能让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所有人。各国需要采取措施，以重振增长：

首先，各国必须重振经济改革。其中，根据世行观察，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尤为重要。随着更多国家迈过高收入经济体门槛，服务业驱动经济发展的角色日益凸显，已经在促进就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三十年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业增速都快于制造业。到2019年，服务业已占发展中国家GDP的55%，吸纳了近一半的劳动力。在发达经济体中，服务业占经济增长的份额更大，平均高达约四分之三。在包括主要东亚经济体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受数字化趋势的提振，服务业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已然超过了制造业。

不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市场仍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管，尤其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为充分释放服务业的发展潜力，应同时推进自由化和监管两方面的改革。为促进自由化，须放宽对该地区服务业市场准入和竞争的政策限制，包括随意的、不透明的许可制度，以及限制外国所有权等。例如，改革电力行业、增强电力市场的竞争力，能在调动私营部门可再生能源投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各国需建立监管框架，以应对传统或新兴的市场扭曲问题，比如在数字平台主导的市场中可能出现的过度集中和数据滥用等问题。

其次，需要加码人力投资。为充分挖掘服务导向型经济的潜力，须加大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目前，中低收入国家约有70%的10岁儿童无法阅读、理解简单的文本，这着实令人震惊。到10岁仍不具备阅读能力的孩子可能会永远被现代经济所抛弃。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强化社会保障网络也至关重要。有效的社会保障网络不仅能满足基本需求，还能刺激消费和经济活动。

再次，遏制地缘经济分裂。各国应避免陷入加码贸易限制的恶性循环，而是要尽可能推动进一步融合。这在当前环境下并非易事。但务实地看，各国可基于现有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框架，减少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贸易，并推进关键议程，如数字贸易、标准统一、能源贸易、互联互通等。

最后，必须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绿色基础设施。这将有利于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冲击，同时在新兴的绿色经济中创造新的经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