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如何“卡位”新型工业化？王珺：“AI+”是布局重点，产业组织方式需适配创新

（原标题：广东如何“卡位”新型工业化？王珺：“AI+”是布局重点，产业组织方式需适配创新）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梁施婷   广州报道

2月5日，广东再次在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举行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年大会主题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产业转移的“三来一补”模式，到初步形成产业集群，再到如今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广东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变得紧密融合。

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科院原院长王珺在全国较早地开展了产业集群的研究，对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一镇一品”的产业发展特色提炼出“专业镇”概念。专业镇已成为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一支主力军，2024年广东有124个全国千强镇。

然而，在创新发展阶段，专业镇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也在突出，比如由于研发投入、高端人才等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链向创新链延伸困难。

实现新型工业化，加快向制造业强省迈进是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任务。王珺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时表示，从传统的工业化走向当前的新型产业化，其底层逻辑是从机械化转变为人工智能。广东应该做好算力算法等共性基础设施，形成对新型工业化的强支撑。

新型工业化的产业投资也需要制度上、组织上的创新。“政府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比如营商环境、产权保护等。不仅要有产业政策，还要有投资政策，同时还要组织共性技术平台。”王珺说。

南方财经：实现新型工业化，这对广东产业发展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

王珺：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最基本的区别就是底层逻辑不一样。过去说的工业化，是机械化、自动化或者是规模化、标准化，随着科技革命的推进，工业共性基础平台已经从机械化变成了人工智能。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通用基础设施。

过去工业化的基础设施主要指的是道路、电力、通讯设施和交通等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型工业化的通用设施除了上述的基础设施外，还包括算力、算法等。做好这些通用性基础设施，对新型工业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谁在这些方面走在前列，谁就可能以“人工智能+”的各个生产活动和领域争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优势。

如何争创这些发展新优势？诸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航空等新产业，与资源禀赋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主要是高技能专用性人力资源与资本结合的结果。这两种要素资源都是可流动的，谁先抢占这些产业制高点，谁就具有先发优势。

例如，近期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提到，粤港澳大湾区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机电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地区，这为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意味着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深圳科创企业成群、香港资本与创新实力和广州等地科研院所聚集等多方面的优势，这提醒我们要把这种优势尽快形成合力，在创新力的竞争中，乘势而上，抢占主动。

在研发方面，大企业推动软件和产学研结合的空间潜力很大，还要落地更多项目。深圳有很强的研究力量，深圳企业的创新既有集成性的，更多的是专用性的，即把某个环节或某个零部件做到极致的专精特新企业，这是市场竞争与分工深化的结果。广东要总结深圳发展的经验，利用科技创新推动新型工业化，能推广的做法尽快在全省推广。

发展新型工业化是新课题。无人工厂、黑灯工厂都是在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基础上形成的。换句话说，在新型工业化中，如何生产或用什么生产方式进行生产是与传统工业化不一样的。当前，如何加快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已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点。通过布局规划、算力算法等设施建设支撑新条件下的高质量发展，过去广东的一些做法在全国推广，诸如要致富，先修路，围绕着新型工业化仍然要与统一协议设施先行。在这方面广东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南方财经：除了新型基础设施，哪些方面还为新型工业化提供支撑？

王珺：新型工业化涉及劳动力技能培训的问题。新型工业化不像过去理解的制造业，在工厂机床上打打凿凿。新型工业化中的制造业发展需要两个方面的基本支撑：一是要有一大批懂得人工智能应用的专用性技能人才或专用性工程师；二是要有一批适合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专业技术服务业。因为新型工业化生产的产品毕竟不同于日常工业用品或一些耐用消费品，比如说，在厂商销售产品的同时，也提供一份产品使用指南，只要客户或消费者按照这个指南操作即可使用。

显然，对于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的产品大多数是复杂产品，涉及到配件和软件以及流程等，而且随着技术进步，这些软件还经常更新等，这就需要对使用者进行培训，需要有专人维护等，这些技术服务是长期的，这也是一些复杂的重型机械行业获取收益的重要来源，我曾了解，在白云电器的产品增加值中，专用技术服务业占20%左右，但全球最大的电子电气企业西门子在50%—60%。

广东之所以不能丢掉制造业，正因为科技服务、商业服务都是从这些制造业衍生出来的。这些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生产的产品，而是迈向产业链中高端的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复杂产品。这自然就带动了与此相关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缺少这种制造业，也就缺少这类科技服务业发展。一个地区如果缺少这类制造业，那么只剩下消费性服务业，其支撑力就会受到影响。

南方财经：一方面我们需要投资促增长、优结构，政策也开放了更多投资领域，但另一方面投资的增长在放缓。为什么民间投资进不去？

王珺：高新技术产业很重要的特点是，风险大，变化快，周期长。民营企业不再像对待20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那样的实业一样，门槛较低，自己容易把握技术特点，只要认准了就敢于投资，这需要新的组织方式把民营企业分散的资本组织起来。

首先，政府不是制定了刺激政策，民营经济就会大量涌入投资。换句话说，政府还需要通过自己的产业创新基金进行先投入，以种子基金带动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入。

其次，投资面临技术门槛。民营企业认为技术投资很复杂，自身能力不足，而且还需要有第三方分担风险，所以，高科技创新需要把分散的民间资本有效组织起来进行投资。比如说，观察全球创新投资领域中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全球银团贷款可提供这样一个视角。所谓银团贷款指的是多个金融机构为某一个企业或项目分摊融资的机制，多用于并购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场合，已经成为大规模融资时的常见操作，在衡量企业资金需求和规模经济前景方面具有指标性意义。2024年，全球银团贷款比2023年增长35%至6万亿美元，是1980年以最高的一年，且是最近三年首次增长。这种多方投资用于一个重大项目的组织方式，是新时期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

在科技创新阶段中还有一个问题是融资方式问题。在追赶阶段，一个产业加快发展主要是以间接的银行融资为主，因为产业追赶的目标是确定的、明确的，因而风险较低。但在创新阶段，因为创新活动速度不确定性较高，创新活动本身不可能有抵押品，所以投资一定是以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主。深圳的创新之所以能走在前列，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相对较多是一种重要优势。所以，创新阶段，金融结构也要发生转变。从间接融资为主更多向直接融资转变，在政府创新基金指引下，鼓励和刺激更多的民间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和投硬科技，需要创造条件支持创造种子基金、私募基金、风投。政府也在做这些工作，建立省级、市级的创新投资资金。

此外，政府还要研究好组织能力的提升，以形成对创新可持续的支持。当前，民营企业无法跟进投资，不完全民营企业也不完全是政府的问题，而是创新活动需要中间组织环节的有效对接，需要有组织创新。这是当前高科技产业不同于以前的传统产业之处，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

南方财经：在创新阶段，如何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王珺：政府与市场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生产以日用工业品为特征的简单产品阶段，政府给足政策，提供场所和秩序，民间企业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干。因为技术门槛较低，这类技术更新几乎完全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无需政府帮扶。

但是，进入创新阶段，情况儿就不同了。科技产业的技术门槛很高，资本规模需求较大，风险较大，变化也更快，民营企业就不敢贸然进入，这倒不是因为行政限制，而是民间企业对这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与资本把控能力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能像对待简单产品生产阶段的民间资本一样，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像美国的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在初创时期都得到过政府的支持。党的十九大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换句话说，市场的作用是第一性的。如何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这需要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要适应高新技术发展的硬件设施，诸如人工智能发展需要的算力算法等。二是要有软件设施环境。诸如规划园区建设、明晰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等。三是给予政策刺激和创新扶持，诸如设立政府产业创新基金和建立一些共性技术服务平台等。技术变化越快，生产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对政府扶持政策与服务需求也更强。

产业特点不一样，产业对政府的需求也不一样，政府提供的公共品也不一样。面对创新阶段的不确定性，当企业不敢投资的时候，政府要率先以种子基金先投，还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让民营企业跟政府一起投资，不仅要有钱建立基金，而且还要有针对性的孵化、培育，把大量分散的投资连接起来。这也是需要有制度上和组织上的安排，总结形成一套适合创新的新玩法。

南方财经：2024年广东的研发强度为3.6%，比2014年提高了1.2个百分比。你如何评价广东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

王珺：研发强度反映了经济体的实力和技术发展能力。这是创新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支撑。广东有不少专精特新企业，大部分的专精特新企业都有研发机构。这与大企业为主的产业链带动是相关的，大企业有订单，中小企业想要获得大企业订单必须要有研发投入，才能按照大企业的高标准要求生产相应的配件和零部件，通过这种给订单、提要求的方式形成了大企业带动中小企业一同成长创新的机制。

所以，这种研究强度也反映了以产业链为平台的群体性可持续创新的活动安排。但要支撑研发的可持续发展，公共性、基础性研发是不可缺少的。比如，美国有很多大学从事基础性研究，对企业的研究产生很重要的社会支持。基础知识、创新知识的厚度越厚越能支持研发更快发展。这方面，广东还需要加大公共基础研发投入。

南方财经：广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要瞄准哪些方向？

王珺：广东制造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要盯住三个方面，一是对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二是多样化个性化发展，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

从消费端看，中高收入阶层在市场消费中具有引领性的作用。当前，许多国内超市关门，但是山姆、胖东来等却逆势上扬，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产品质量要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升级。

此外，要盯住全国统一大市场逐步形成统一规模的同时，企业进行跨地区投资，最大的吸引力是当地市场，要根据当地个性化的产品需求进行设计。

再有，广东出口占比较高的是中间产品和上游产品，产业规模很大，在此基础上，通过质的有效提升，诸如设计、品种、规格和档次等，以增强产品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可持续提高产品附加值。

最后，组织模式的创新也不可缺少。比如，利用国内外业务建立新的生产体系，平衡国内外配套布局与风险关系，统筹股权多元化与公司治理的关系，注重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