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21专访｜和社科院大专家蔡昉聊透“十五五”：增速、消费、2亿人户籍改革红利与AI未来）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周潇枭 北京报道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文简称《建议》），对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
“十五五”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五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指标是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经济发展保持适当速度。
《建议》明确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分配结构得到优化、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等重要目标。
“十五五”时期需要维持怎样的经济增速？为何要强调提高消费率？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如何实现更充分的就业？人工智能会对就业带来什么影响？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怎样的图景？如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
9月，由蔡昉撰写的学术著作《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一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对外出版。蔡昉在新书中表示，如果说203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个重要任务的完成节点，“十五五”则是实现任务目标的关键期。就维系城乡二元结构战略的最后堡垒——户籍制度来说，这项改革之所以尚未完成，正是因为遇到了激励不相容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主导户籍制度改革的事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受访者供图）
《21世纪》：2035年要实现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要求“十五五”时期维持怎样的经济增速？如何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何要强调提高居民消费率？
蔡昉：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是从供需两侧来部署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从供给侧提出的要求，通过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高生产率，确保实现潜在增速，进而推动实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国家为发达国家，目前高收入国家的起点是人均GDP1.4万美元，高的能达到十几万美元。将这些发达国家进行三等分，跨过中间这一档的门槛，就算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不同时期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差别，目前大概在2.5-2.6万美元左右。以当前人均收入水平计算，2035年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求年均增速在4.8%左右。
我们团队估算了当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到2035年的期间大概在4.8%左右。我们其实估算出了一个区间，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在4.5%-4.8%。当然，如果加大改革力度，释放新质生产力，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4.8%可能是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限，上限还能进一步提升。
当前，我国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老龄化进展到中度阶段。预计到2032年，我国老龄化会进入重度阶段，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21%。老龄化对消费有影响。过去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供给侧，“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第一次面临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等大幅制约需求的新形势，同时还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经济增长更大的挑战来自需求侧。
需求侧的核心是内需，内需的核心是消费，因此强调要提高居民消费率。克服需求侧的不利影响，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特别要提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水平和老有所为的能力。当前，我们已经在积极应对，包括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部署。另外，要改善收入分配。0.465的基尼系数还是高的，一般认为，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才是较好的收入分配状况。改善收入分配，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更快一些，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缓和一些，中等收入群体才能明显扩大，伴随消费主力军规模的扩大，才能更充分地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21世纪》：要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如何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蔡昉：要确保中国在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程度更高的现代化。面对这样的目标，必须是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社会结构，所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要从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方面协同推进。
初次分配，是根据生产要素对产出的直接贡献进行的收入分配，强调效率优先。我国初次分配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重点在劳动力市场。我国整体回归到充分就业的状况，但是常态化的结构性失业依然存在，失业率还可以从当前水平继续降低些，青年失业率也有改善空间。
围绕当前的劳动力市场，有很多工作可以做。首先，着眼于“一老一小”（这里的“小”指的是青年）这两个重点群体。对于青年来说，虽然他们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是还得具备工作经验，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培训来解决。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他们看上去失业率不高，但是一旦遇到就业困难，他可能就干脆不工作了，统计上这类人群不属于“失业”，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但是，部分退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要提高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也要通过加大培训。
这类职业培训，由企业提供是更合适的，因为他们更了解职工缺乏哪些技能。但是由于当前劳动力市场不正规，跳槽率高，合同签约比例不高，企业没有培训的积极性。因此，这类培训可以由政府买单，由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来减少结构性失业的问题。随着大龄劳动者占比加大，还需要把培训的重点往大龄劳动者转移，帮助他们补足需要的技能。
另外，还要提升就业的正规化程度。当前，灵活就业、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应用，新就业形态会进一步加剧。但是，不能将新就业形态和非正规就业画等号，需要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方式，要更好保障这些职工的权益，要加强立法，以此来提高就业质量。
要优化收入分配，二次分配也非常重要。初次分配无论多么好，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居民相对均等的收入和生活品质，因此需要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要想将基尼系数从0.4以上降低到0.4以下，必须通过再分配手段，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支付，且转移支付的作用更为显著。
对于中国而言，通过税收优化收入分配的潜力依然很大。直接税往往具有累进性质，即收入越高的人承担越多的税，收入低的人承担较少的税。由于我国直接税占比偏低，因此通过税收改革来提高直接税比重，具有改善收入分配的效果。
另外，优化再分配，需要靠转移支付，也就是说，政府要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更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因为我们的生活品质不是完全由私人收入决定的，部分是收入决定的，还有很大部分是公共品，包括生育成本、教育、老有所养、更好的自然环境、更舒适的社会环境等，这些基本公共品是改善收入分配、杜绝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未来需要政府有更多的社会性支出。瓦格纳定律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个国家的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会相应提高。目前，我国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不是很低，但是政府的社会性支出占GDP比重是偏低的。因此，“十五五”期间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之间要有更好的平衡，一定程度上来说，要把投资于物更多地转向投资于人。
《21世纪》：随着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什么影响？你撰写的另一本新书《中国就业新趋势》中提到，国家必须构建一套“技术向善、就业优先、成果共享”的系统性治理框架，将AI的巨大潜能转化为全民福祉。要做好哪些重点工作来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蔡昉：“十五五”时期要提高就业质量，需要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当前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在就业灵活性强导致的就业正规程度不高，部分劳动力从城市收入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岗位，回流到中小城市或农村收入偏低、生产率更低的岗位，还有就是“一老一小”的就业问题等。前面提到要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要做好职业培训、探索适合新就业形态的社会保障等的。
人工智能有可能加剧结构性就业矛盾，但是人工智能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能力，因此也为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了出路。
要驾驭人工智能，要做好三篇大文章。第一，要让人工智能和“就业优先战略”对齐。不仅仅要让人工智能的技术、模型本身对齐，还要让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实验室、投资者、应用者等，都和就业优先战略对齐。人工智能不仅仅要能替代部分劳动，还要提高劳动者的能力。比如，当人工智能替代了某些入门级别的岗位，可以用人工智能培训劳动者成为能胜任中等水平岗位，进而改变“有活没人干、有人没活干”的现象。
第二，由于人工智能是一种智能，要实现人机协作，需要在教育环节更加注重对人的培养。比如，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比较强，能在短时间内掌握海量知识，人类在这方面可能不是人工智能的对手，但是，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人类可能比人工智能更有优势，包括团队精神、同理心、照料能力等，很多人际互动还是得靠人类。也就是说，注重加强人类特有的人力资本的教育和培训，来推动实现人机协作和人机互补。
第三，要提供更加普惠的社会保障，对就业民生进行兜底。
《21世纪》：当前，绝大部分城市已经取消落户限制。但是，部分大城市依然存在落户困难，部分农业居民不愿意转成城市户口，户籍制度改革似乎面临一定困境。要如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能带来什么效应？
蔡昉：伴随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的进程也在持续推进。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与国际上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水平相当。但是，我国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能把这18个百分点对应的2亿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他们的劳动供给会更加稳定，接受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更高，职业技能更强，进而带来收入的增长、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会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改革是能带来真金白银的。
一直能听到“有些农民不愿意转成城市户口”的说法，这里应该具体分析下。调查问卷中那些明确不愿意“农转非”的农民，他们很有可能是，要么处在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要么身处中小城市。如果他们拥有的是边远的、山里的土地，很难变成非农用地、建设用地，也不存在国有化的征地补偿。有些中小城市当地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
因此，从这些具体情况来分析，并不能得出“城镇化没有吸引力”的结论。当前，把户籍这个象征对人的吸引力慢慢消除些，不妨说是一件好事。更重要的是，要让城市发挥出城市的功能，提供更多非农就业岗位，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未来的基本公共服务，应该是一天比一天更高质量、更多数量、更加均等、更加普惠。其中，更加普惠的含义，是不需要你来交费，不需要识别你是懒汉还是勤快人，只要你是居民，只要你是公民，都可以享有到。
因此，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核心应该是两条路。第一，淡化户籍身份本身的公共服务含量。现在也淡化了，是因为一些中小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含量减少了。我们想要的淡化，不是要减少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含量，而是要增加中小城市、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含量，缩小地域间的差距。第二，让那些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的人，得到和城市居民完全一样的公共服务。
《21世纪》：你提到，应充分利用尚有的机会窗口，力图在“十五五”期间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取得实质性进展。展望未来，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是怎样一副图景？
蔡昉：当前，我国还没有完全成为高收入国家，就出现发达国家老龄化的现象，面临“未富先老”的不利局面。但是，中国也存在一些发达国家不具备的独特潜力。
从人口的角度来看，对于欧洲国家而言，如果存在劳动力短缺，他们能做的就是延迟退休、从别的发展中国家引入移民。对于中国而言，尚存的机会窗口是，中国的农业劳动力还有继续转移的潜力。我国农业部门劳动力占比在22%，这个比例对照现代化的标准而言是太高了。与中国同等发展水平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他们的农业劳动力占比约20%；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他们的农业劳动力占比是3%，这意味着中国还有上千万、上亿人口的转移空间。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户，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非农产业（工厂或者服务业等），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带动转移劳动力收入的提高，这部分人口红利的释放将进一步带动我国经济的增长。
从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份额会越来越低。世界银行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产值占比不会超过5%，农业就业占比大概在2%-3%左右，像美国和日本农业就业占比在1%。虽然这些国家的农业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可以叫做现代化农业。
要描述什么是现代化农业，是有困难的。但是，现代化农业有一些基本特征。
首先，最根本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极高。虽然农业产值占比最小，就业人数最少，但是这个产业能同时满足这个国家以及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供给，这要求现代化农业拥有极高的劳动生产率。
第二，要有大的经营规模。美国“农场主”其实也是“农户”，常见的就是一对夫妻共同经营。但是美国的农户，拥有上千公顷土地规模，从产出、固定资产来衡量，其经营规模也足够大。对于中国来说，虽然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发生了土地流转，但是总体来说，农户还是固守着他们承包的土地。未来要通过自愿的土地集中，来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而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要充分应用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科学技术并不落后，但是有限的经营规模，限制了科学技术的发挥。展望未来的农业现代化，可以让人工智能更好地赋能。比如，农业科学技术中的生物技术，很重要的使命是培育出好的农产品品种，过去要一年一茬地培养、试验。现在很多育种公司去海南育种，利用热带地区气候，一年可以多种几季。未来的育种，可能会综合利用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等技术，在实验室里能在短时间内进行很多次试验。另外，人工智能还能帮助实现更精准的施肥、灌溉等。人工智能可以打破过去农业的资源限制，包括土地和水等因素的限制。借由人工智能赋能，也许可以打消掉此前对于农业现代化的一些悲观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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