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来西亚智库专家翁忠义：中国东盟从贸易合作升级为产业共生

（原标题：专访马来西亚智库专家翁忠义：中国东盟从贸易合作升级为产业共生）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展现出极强的韧性。据中国海关总署最新发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5.5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6%，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近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被视为近年来最具系统性影响力的区域经贸升级安排。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立以来，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链日趋一体化，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东盟事务代表兼高级研究员、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BRICAP）执行董事翁忠义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今，中国输出产能与技术，东盟提供资源与加工环节，双方关系正从传统的“贸易伙伴”升级为“产业共生体”，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进程中构建新的增长极。

除了传统贸易，近年来，马来西亚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一直走在东盟国家的前列。最直观的体现是，中国企业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参与东南亚数据中心建设。翁忠义表示，与中国企业合作，可以有效弥补马来西亚在研发成果商业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农业智能化发展方面的不足，引进先进的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将加速马来西亚向“自主创新型”经济模式转型。

翁忠义还期待马来西亚能与中国的创新高地粤港澳大湾区建立更多合作，“马来西亚可参考大湾区在科研体系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孵化机制等方面的经验，推动校企联合研发、创新成果共享与跨境人才流动。”

翁忠义现任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东盟事务代表兼高级研究员、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BRICAP）执行董事和马来西亚联合国协会理事。他曾先后任职马来西亚彭亨州及雪兰莪州陆路交通局副局长、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MITI）中国处处长，以及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翁忠义还曾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担任总裁。

（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东盟事务代表兼高级研究员、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BRICAP）执行董事翁忠义，拍摄/肖航）

《21世纪》：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总值5.5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6%，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6.6%，东盟继续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你如何看待中国和东盟经贸合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翁忠义：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可以看出双方紧密的联系源于长期的结构性演变。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立以来，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链日趋一体化，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中国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重点发展高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大多数东盟国家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产业是其吸纳就业、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例如，越南和柬埔寨承接了大量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纺织订单，有报告显示，柬埔寨超过九成的纺织企业具有中资背景；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原材料中，七成以上用于再加工并出口至欧美市场。

因此，中国—东盟区域内的贸易分工格局十分清晰：东盟国家向中国出口能源、矿产及农产品——如马来西亚的石油、印尼的矿产、柬埔寨和缅甸的农产品；中国则向东盟输出机电设备、化工产品、纺织品等半成品或成品。换言之，形成了“东盟资源端—中国制造端—东盟加工端—全球市场”的完整区域循环体系。

总的来说，中国输出产能与技术，东盟提供资源与加工环节，双方关系正从传统的“贸易伙伴”升级为“产业共生体”，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进程中构建新的增长极。

《21世纪》：近年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区国家积极推进数据中心建设，东南亚国家寻求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扮演更大的角色。在“数字丝绸之路”等合作框架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东南亚地区数据中心建设，这将为东南亚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怎样的助力？

翁忠义：数据中心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承担着数据存储与计算的关键功能，正如发动机之于汽车，其高效运行离不开高性能芯片的支撑。因此，AMD、英伟达等半导体企业进驻马来西亚，旨在提供算力芯片，协助构建本地数据中心生态系统。

中国企业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参与东南亚数据中心建设，对该区域数字化转型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数据中心作为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石，而半导体则是数据中心运行的“核心引擎”。半导体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布局，与中国企业主导的数据中心建设，实质上是在共同完善同一条产业链——涵盖从芯片、算力到数字应用的全链条。

通过建设本地化数据中心，马来西亚及其他东盟国家能够实现数据在区域内的存储与处理，不仅增强了数据主权与安全性，降低了对欧美服务器的依赖，也为电商、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智能制造等行业提供了更稳定的算力支持，将帮助中小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从而推动产业升级与区域创新生态的形成。

此外，中国在绿色节能数据中心领域的实践经验，例如海南陵水的海底数据中心项目，也为本地区实现“数字化”与“绿色化”双重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以华为为例，其在柔佛州建设多座数据中心，并通过设立ICT学院、实施“未来种子”计划及数字领袖卓越项目等方式，培养云计算与人工智能领域人才。这正是中国企业在技术与人才层面助力马来西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典型案例。

《21世纪》：跟中企合作，对于马来西亚推进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合作来说有多重要？

翁忠义：与中国企业深化合作，对马来西亚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不仅拥有超过4500家人工智能企业及全球领先的数字生态系统，更在5G基站建设、算力规模、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以及数据资源积累等方面居于世界前列，形成了从芯片设计到智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

这些能力可有效弥补马来西亚当前在研发成果商业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农业智能化发展方面的不足。相比之下，尽管马来西亚已吸引谷歌、微软等国际科技企业投资，但本地创新成果的转化率仍有提升空间。与中国企业开展合作，比如与华为这样的领军企业携手，不仅能够引进成熟的人工智能算法、云计算与数据中心技术，更有望促进半导体、数字创意产业以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等关键领域的联动发展，加速马来西亚向“自主创新型”经济模式转型，为真正实现“马来西亚创造”（Made by Malaysia）提供持续动能。

《21世纪》：马来西亚政府多次表示，人工智能是马来西亚未来经济的必需品。该国的目标是到2030年跻身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前20大经济体。马来西亚政府在推动创新产业方面有哪些做法？你如何看待马来西亚在推进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

翁忠义：马来西亚发布的《2021–2025年国家人工智能路线图》在实施过程中已显现出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在2022年ChatGPT推出之后，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发生了根本性重组。马来西亚政府反应较为迅速，及时通过“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以及即将推出的《2030年国家人工智能行动计划》，致力于构建更为系统化的人工智能发展框架。新框架主要聚焦五个关键方向：一是，全面培育人工智能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教育深入校园与职场；二是，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商业化进程，促进技术在产业中的实际应用；三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数据中心建设以及推动实现全国98%的5G覆盖率；四是，建立国家数据银行与数字信任体系，以完善数据治理与安全保障；五是，构建跨领域创新生态，融合本土知识产权与本地应用场景，切实推动“马来西亚自主人工智能”发展。

总体来看，马来西亚正从“政策倡导”阶段转向“应用驱动”阶段，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明确且务实。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如华为已在数字教育培训、数据中心、安全通信及网络安全等领域与马来西亚开展合作，显示出双方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生态共建方面的广阔合作潜力。

《21世纪》：你曾表示，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核心走向“深度合作”，海南自贸港可在多领域先行先试，能否举例谈谈？

翁忠义：CAFTA 3.0 推动中国—东盟合作从过去以“降低关税”为主，迈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型融合”，合作重点扩展至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整合及中小企业发展等新兴领域。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12月18 日正式封关运作，其凭借“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核心政策优势，叠加制度创新、高水平开放以及相对较低的土地与运营成本，完全具备条件率先成为 CAFTA 3.0 框架下的先行试验区与示范平台。

在数字经济领域，海南可对接东盟“单一窗口”，构建跨境数据流动与数字治理平台，并借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BNM）推行的“监管沙盒”及“绿色通道”机制，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安全的创新测试环境。同时，可打造“中国—东盟数字人才培训与认证基地”，促进区域数字知识共享与能力建设。

在绿色经济领域，海南可与东盟共同推动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碳市场互认与绿色金融合作，建立适用于热带气候的绿色安全标准体系。此外，可推动中国绿色金融标准与《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标准》相衔接，提升跨境绿色资本配置效率，支持区域绿色基础设施联合开发。

在供应链与中小企业合作方面，海南与东盟各国产业园区协同布局，构建跨境产业链与供应链协作网络。凭借其政策优势，海南有望吸引更多东盟的中小企业，以更低成本与更高安全性在自贸港设立服务与生产基地。

《21世纪》：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要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携手成为中国与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重要枢纽？

翁忠义：海南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关键在于实现“产业互补、港湾联动、枢纽共建”。海南可依托其“核心政策、制度创新与高水平开放”的优势，成为中国—东盟制度型开放的前沿平台；而大湾区则可发挥其在资本、科技与产业链方面的优势，为海南提供有力支撑。

在产业与海洋经济方面，两地可构建“前店后厂”的联动模式：利用海南“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的制度优势，共同在东盟国家开展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渔业与水产养殖等投资，将相关产品引入海南进行深加工，再借助大湾区完善的物流、供应链与消费市场体系，销往内地及全球市场。这不仅能够形成“东盟生产—海南加工—大湾区分销”的跨境价值链，也有助于共同构建区域粮食安全与“蓝色粮仓”体系，增强中国—东盟食品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

在消费与服务业领域，双方可通过“双港合作”共同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免税消费市场，吸引香港品牌与零售商进驻海南，形成互联互通的国际消费网络。两地还可以协同发展邮轮旅游经济，开通环南海及“一程多站”国际航线，促进游客、资本与服务的自由流动，实现“海上旅游+离岛免税”的联动发展。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创新发展的高地，你如何看待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前景？未来，大湾区与马来西亚在创新领域方面可建立怎样的合作？

翁忠义：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该区域最大的优势在于实现了“科技—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同时，“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二位，科研投入强度大、创新生态成熟，已形成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闭环。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的突出创新表现，其创新综合能力已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与发明专利有效量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这种从科研到产业的高效转化机制，为马来西亚提供了重要借鉴。将科技创新切实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增长动力，正是马来西亚在“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所致力推进，但仍需加强的关键环节。这一问题不仅是马来西亚面临的挑战，也是许多东盟国家在构建创新体系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

展望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与马来西亚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科技及先进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马来西亚可参考大湾区在科研体系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创新孵化机制等方面的经验，推动校企联合研发、创新成果共享与跨境人才流动。双方还可共同探索适配马来西亚本地场景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加速其数字化转型进程，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在区域创新格局中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