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防经济过热 更要防经济趋冷

上半年我国经济继续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今年第二季度GDP增长率达到了10.9％，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加快，至6月份累计投资的同比增速为31.3％，是自2004年6月以来投资增速最快的月份。这种高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在其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高投资引起了宏观调控当局的警觉。勿庸置疑，对经济过热时刻保持警惕自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同时也需要冷静地思考看待目前过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水平。
　　当前过快的增长难以持续
　　经济过热的首先表现就是GDP增长率过高。在理论上，衡量经济增长过快与否以及过快程度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经济增长率是否超过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其二，物价水平是否大幅度的上涨。
　　就“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言，它是指经济中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技术及各种资源所能够支撑的增长水平。因此，为了测度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据此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其基本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经济中可用的生产要素状况。可是，这样的调查研究即使是在统计制度完备的发达国家也极其费时费力，在我国则基本上不可能。
　　尽管无法准确地测度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国的潜在增长水平应该是上升的。衡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直观指标是非农就业（二、三产业就业）占全部就业中的比重，这个比重越高，表明从事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劳动人口就越多，从而劳动的边际产出乃至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就越高。如果按照有的经济学家（如社科院经济所刘树成所长）基于历史数据得出的结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9％左右，那么目前的增长水平应该高于此，可能在10％、11％甚至12％左右。据此，上半年10.9％的经济增长率似乎就没有值得过分担忧了。
　　将物价指标反映经济增长水平似乎更加客观。标准的宏观经济理论告诉我们，物价水平由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如果总需求增长快于总供给，则物价水平上升、甚至发生螺旋式的通货膨胀，经济呈现相对过热状态；反之，如果总需求增长慢于总供给，则物价总水平趋缓、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此时经济呈现相对萧条阶段，通俗地说，就是“产能过剩”。
　　从目前各类物价水平看，上半年CPI只增长1.5%，其中主要是鲜果（同比增速47％）和新鲜蔬菜（同比增速13.5％）价格上涨过快；PPI增速达到了3.5％，其中主要是石油价格持续、高速上涨，而其他资源、如煤炭、电力等的价格已经明显回落；截至5月份，原材料价格指数增长率达到了5.5％，但也是同石油尤其是有色金属价格的持续高速上涨有关，而石油、有色金属的价格又主要受国际商品市场非理性炒作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就调控当局担忧的资产价格而言，全国房地产价格的增速已经在逐步回落，即使有部分城市的房价涨幅较高，多起因于近期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如90平米住房的供给须占到70％以上，这种上涨基本上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所以，从目前我国的物价水平看，目前的经济过热恐怕是难以持续的。
　　如何看待当前的投资水平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过热的最重要表现就是投资水平过高，在中国以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的经济体中，则更是如此。然而，衡量投资水平是否“过高”，除了要看物价水平之外，还得看另外两个标准：其一是投资增长是否超过了支撑投资的经济资源，其二是投资的效率。
　　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可以知道，储蓄与投资之差等于出口和进口之差。如果投资高于储蓄，则意味着国内的经济资源无法支撑国内的投资，因而需要通过贸易逆差来获得国外的资源；反之，如果投资低于储蓄，则意味着国内的经济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从而在经常项目上出现贸易顺差。
　　中国的经济现实反映了后一种情况：自1990年以来，除了1993年因人民币汇改导致的冲击之外，在16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投资率（投资与GDP之比）一直低于储蓄率（国民储蓄与GDP之比）。相应地，我国的出口一直大于进口。这种投资率长期小于储蓄率和出口长期高于进口的状况说明，我国经济一直处在“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并存的状况。2005年我国储蓄率为47.9％，投资率为43.3％，后者低于前者达4.6个百分点，为改革开放以来内部失衡乃至外部失衡最为严重的年份。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出现投资率低于储蓄率的情况，一方面有其深刻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例如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初期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以及各种福利制度改革等；另一方面，也切实地反映了我国的经济资源没有用于尚不发达的国内经济，而是被用于那些已经处于发达阶段的国家（如美国）。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非要说中国的投资率高，那么，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投资还没有高到能够吸纳国内经济资源即国内储蓄的地步。
　　除了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来认识“高”投资外，还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投资效率。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一种生产要素如资本发生了过度的投入，则必然会导致该种要素的边际产出发生较快的递减。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投入只能获得越来越少的收获。然而，有关投资效率的微观理论研究也没有证实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
　　在对微观方面进行考证之外，在宏观层面还有两个便利的指标可以反映投资效率。一个是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存货占GDP的比重。显然，存货与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投资的效率越低。可是，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在1981至1990年间，存货占GDP的比重平均为6.8％；在1991至2000年间，该指标下降到4.3％；而在2001至2005年间，已经只有不到1％。存货占比的不断下降是我国投资主体由国有经济逐步转向民营经济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决策机制提高的反映。
　　另一个指标是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之比。从理论推导看，这个指标就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在1991至2000年间，该指标为0.27，即一元的投资带来0.27元的GDP；在2001至2005年间，该指标为0.23，即一元的投资带来0.23元的GDP。所以，资本的边际产出并无明显的下降。而且，最关键的是，资本边际产出的波动率大幅度下降。资本边际产出波动率的下降反映了投资决策机制的改进和投资效率的提高的。
　　上述分析可见，依据判断经济增长过快、投资水平过高等主要经济指标，我们还无法得出或者至少是无法有把握地得出“经济已经极度过热”这个结论。那么，在采取相关经济政策时就需要三思而后行了。同时，要时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总需求（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如果短间内难以刺激作为国内需求的消费，同样作为国内需求的投资又被过分压制，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更加依靠摩擦不断的对外贸易，经济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问题也将日趋严重。
　　总之，虽然我们无法有把握地判断当前的经济形势，并据此采取方向明确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从长期政策取向上看，在采取切实措施刺激国内消费的同时，继续加快推动投、融资体制的改革，以提高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这一定是我国经济平稳发展的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