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就有目共睹,以至于不少人称中国是全球贸易发展的最大受益者。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国际利益分配、国内利益分配和宏观经济三大失衡也日益突出。
中国外贸的国际利益分配失衡表现为中国仍然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较低层次,对外贸易发展的利益多数为别国所得。我们收获了一大堆光彩夺目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背后的实际利益我们得到的并不多。
单纯从账面统计来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已经相当理想,初级产品进口远远超过出口,出口以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为主,但外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主导两大特征使得上述账面数字黯然失色。自从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就一直高于50%。2005年进出口企业5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资企业占60.8%,国有企业占28.2%,其他企业占11.0%;出口企业2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资企业占62.5%,国有企业占28.5%,其他企业占9%。
同样是这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一般贸易,今年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3422.8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3%;加工贸易进出口3748.3亿美元,占同期进出口总额的47.1%。
外资企业主导,意味着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收益主要落入外资企业手中;加工贸易主导,意味着我们从庞大出口中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利润的大头都为客户所有,也意味着我国企业之间还要为这点可怜的加工费你争我夺,头破血流,以至于低价竞销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久治不愈的痼疾,而我国从1995年以来也一直位居世界反倾销最大目标国。也正由于外资企业主导和国内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问题,我们枉自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进出口贸易数字,对世界市场大多数商品的价格却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
中国外贸的国内利益分配失衡表现为经济的国内部门和出口部门、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落差。与其他所有被动卷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沿海地区与内地发展失衡的问题。新中国建国之后,在政府的强力调整之下,国内区域发展落差明显缩小;但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区域发展失衡再次加剧。时至今日,外向型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几乎已经不让中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西部则相形见绌,以至于作家张广天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三国时代”,东、中、西部发展差距之大,犹如3个国家;学者胡鞍钢则称中国是“一个国家,四个世界”(加上农村)。
与此同时,我国出口贸易增幅多年超过国内消费增幅,出口部门的增长超越国内部门增长,这种增长格局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拉动,也使得我们的持续巨额对外贸易顺差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标志之一。
无疑,上述三大失衡之所以出现,自有其时代根源,未可一律抹煞。在外资企业主导地位上升的同时,我国内资企业贸易额并未绝对下降,而是也在增长;外资企业所有者们虽然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但至少到目前还是为我们的就业和国际收支作出了正面贡献;而且,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赶超过程中难以避免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缴纳“贡赋”的阶段。但时至今日,上述三大失衡不仅危及中国外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不仅影响国内,而且波及国外,推进外贸转型、调整外贸失衡,已经势在必行。
在调整国际利益分配失衡方面,我们要做的是通过推进自主创新提升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为内资企业创造平等发展的环境,通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和贸易谈判机制、完善国内市场体系建设来强化我们对国际市场价格的话语权。从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实施,到出口退税新政,到“两税合一”推进,我们看到这种调整正在有序进行。
在调整国内利益分配失衡方面,我们要做的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发展,改善中西部地区商业环境,促进资本流向中西部地区,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分外向的发展战略,因为地缘格局决定了中西部地区无法“克隆”东部沿海的外向型发展道路,更多地必须依靠国内市场发展。
在调整宏观经济失衡方面,我们需要做的不是片面遏制出口增长(尽管我们绝对需要尽快遏制高能耗、高污染、低增值商品出口增长),而是促进进口增长。为此,我们固然需要推进贸易便利化建设,但更需要做的是改善国内收入分配格局,恢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