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优战略:选择贸易比选择汇率更有利

由于世界经济的失衡，中国正在不断地遭受着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于贸易领域的反倾销和来自于金融领域的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压力。面对这两个冲击，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可行又有利的战略选择呢？我们认为，从战略上来讲，中国接受贸易战要比接受汇率战更为可行且更为有利可图。
　　因为，当今世界的贸易制度与货币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的贸易制度是一个多边合作协议，从关贸总协定到WTO，国际贸易规则已不再是由少数几个国家说了算。与世界贸易组织不同，当今世界的货币体系仍是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一个霸权体系，美国在实际上是掌控了各国货币的定价权。正因如此，假如中国选择汇率战，那么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与之进行公平博弈。但是，倘若中国选择贸易战，那么就可以利用自己作为世界多边贸易协定成员国的地位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展开相对公平的博弈，来维持自己的国家利益。
　　还有，贸易战与汇率战的成本与收益函数是完全不同的。如果选择打贸易战，中国则可利用诉讼方式应对反倾销，以获得“干中学”的效应。由于贸易摩擦往往是一个个案，即便是失败了，成本小且无碍大局，但一旦成功了，却产生连锁反应，带来巨大的学习效应。然而，选择打汇率战绝对不会产生上述这种“干中学”效应，因为汇率调整所带来的成本不是个案性的，而是整体性与全局性的，将会影响宏观经济波动。因此，选择贸易战比选择汇率战对中国更有利。
　　另外，从贸易伙伴国角度分析，打贸易战也比打汇率战对中国更加有利。因为，打贸易战会导致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国家支付很高的交易成本。但是，倘若中国贸然选择打汇率战，那些贸易伙伴国、特别是美国只需利用它们的金融优势，支付极少的成本，就可轻而易举地击败中国。
　　由此，我们的结论是，面对内外失衡、贸易摩擦不断增加，目前中国的最优战略选择应当是打贸易战，而决不是打汇率战。如果中国选择打汇率战的话，这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和后果。因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将会面临两大陷阱和两大制约，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非但不能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反而会让中国支付更高的调整成本。
　　这里，所谓“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两大陷阱”，一是指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平衡国际收支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加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一半以上，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会减少加工贸易及由加工贸易所产生的顺差。另外，加工贸易迟早会因中国劳动成本和其他商务成本提高而失去发展空间，以及在外资已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加工贸易之主体的情况下，反而会让外商企业享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利益。所以，中国选择人民币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的做法都将是不可取的。
　　另一个陷阱是指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起到平衡中国国际收支的作用，反而有可能导致中国国际收支顺差的进一步增加。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当一个国家的货币升值时，其短期效应是：本国的出口竞争力会趋于下降，于是便会发生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及国际收支顺差减少的调整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汇率升值的长期效应是：面对本币升值，出口企业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只有通过技术创新的方法来重新塑造起国际竞争力，而进口部门的企业面对不断增强的国际竞争，也不得不选择技术创新的道路。
　　但是，如果我们放松以上讨论问题时所作的前提假定，承认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这一事实，且把这一事实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讨论时就会发现，只要有失业人口存在，经济增长就不一定会导致工资率的上升。由此，上述调整的过程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人民币一旦升值，中国企业就会利用国内过剩劳动供给的有利条件，采取成本最小化的调整方法，那就是降低名义工资，而不会去选择那种带有巨大风险的调整方法，即所谓“技术创新”。在本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很可能会选择工资调整，而不是选择技术创新。在2005年7月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减反增，这很可能是与企业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后纷纷采取实际汇率贬值的做法有关。
　　同样，如果我们把前面的分析按照逻辑推导下去，就可以进一步发现，中国之所以需要发展加工贸易，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以后，企业宁可选择降低工资的应对方法，而不是采取技术创新的方法，关键在于中国缺少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和能够展开技术创新的人力资本。
　　因为，由于中国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中国企业也无法独立自主地进入到国际市场中参与国际竞争。于是，中国企业不得不通过采取“来料加工”与“进料加工”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这正是造成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比之所以会超过50%以上贸易份额的原因所在。
　　对已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讲，它们的竞争优势主要是成本竞争。因此，当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后，面对出口成本提高和缺乏工程技术人员，除了选择实际汇率贬值来维持成本竞争优势外，其实中国企业并无其他可供选择的出路。
　　事实上，落后的企业制度与稀缺的人力资本已成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两大制约因素。假如我们无法通过深化改革（包括企业制度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突破这两种制约，那么单纯的价格调整（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要么是根本无法达到平衡国际收支目标，要么是平衡国际收支将会以降低国际贸易总量（减少加工贸易）、企业歇业或向国外低成本地区转移为代价。
　　从上面分析可见，中国宏观经济和微观基础都不支持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采取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做法应当说是更为理智，且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也是最为有利的。
　　■多声道
　　贸易摩擦并不是中国对外贸易主流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我们要看到，贸易摩擦不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流。的确，现在一些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有影响，但这不是主流，中国外贸20%至30%的发展速度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反倾销是一个贸易政策措施，不应该政治化。因而，在反倾销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有一种中国产品四处受阻的情绪，这个情绪可能引起政治化的倾向，引起排外的情绪。
　　中美经贸合作的利益关系是基本平衡的
　　薄熙来（商务部长）：中美是重要的经贸伙伴，双方虽然有时也会有争议，但两国企业间的生意必将越做越多，两国的经贸关系将更加密切。中美之间的一些贸易摩擦，有时并非是实 质利益的碰撞，而是缺乏相互了解产生的误会。他呼吁美国政界和商界更多了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这将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
　　美国经济目前运行状况好于年初
　　保尔森（美国财政部长）：美国经济目前正从不可持续的增长转向可持续的增长。与今年初通货膨胀率增高、住房市场过热情况相比，美国目前出现的低通货膨胀、企业盈利以及投资强劲增长等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健康运行。
　　中国经济发展让全球经济受惠
　　鲁宾（美国前财长）：中国在未来将是全球最庞大的经济体系。人民币会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并且会增加其汇率弹性，中国经济增长会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受惠。中国能成功加入世贸，对于全球的经济影响重大。虽然美国与中国在某些课题上可能存在意见分歧，但美国加快与中国的合作，不仅带来双方的互利，而且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
　　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乃共赢之举
　　王兆星（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中资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对改善公司治理机构，提升风险管理控制能力、金融创新能力，以及提升市场竞争力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一个互利共赢的政策。中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比较充分、广泛。外国金融机构除了可以在华设立分行、独资银行和合资银行外，信誉良好的国际商业银行还可以投资入股中资的商业银行，成为中资银行的合作伙伴。
　　（雨人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