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为何偏低

中国居民过低的消费是由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结构所造成的，因此我们不能通过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整的政策措施来刺激消费、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消费和投资，假如再导入政府干预与对外开放，那么经济增长还取决于政府支出和出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假如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度过小，那么这样的经济就将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中国的情况恰好是，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消费贡献偏小，并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据此，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把居民过高储蓄和过低消费归结为中国的国民性，即所谓的节俭偏好。对于这种观点，我们不能认同，中国居民过低的消费并非源于节俭偏好，而是由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结构所造成的，对此，我们可通过中国、美国和印度的比较分析来加以说明。
　　2005年中国居民消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8%，而美国则高达70%，印度也要达到61%。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不仅低于发达工业化的美国，也低于发展中低收入的印度。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却是世界最快的。这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解释：第一，中国居民消费为何偏低；第二，在居民消费偏低情况下，为何还能出现高速增长。
　　首先，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偏低是由经济增长结构造成的。居民消费支出增加需要以收入增加为前提，而收入增加则受制于经济增长的结构。一般而言，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中，服务业发展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农业对居民收入增加的贡献大小取决于农业生产率，而农业生产率与农村就业人口是负相关的。工业发展对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假如经济发展处在劳动要素驱动时期，那么工业发展是有利于就业和收入增长的；假如经济发展阶段进入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驱动时期，那么工业发展虽可增加GDP，但并不一定带来就业和收入增加。最近几年来，中国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致为15%、51%和34%；美国为2%、23%和75%；印度为22%、26%和52%。以美、印两国为参照系，中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严重偏低。如果再引入资本形成指标，中、美、印三国增长率分别是45%、18%和23%。把中国如此高的资本形成率与工业在GDP中所占高额比重联系起来分析，就不难发现，中国目前正处在由资本要素驱动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资本的收益必定要高于劳动的收入，考虑到资本收益主要是用于再投资的，所以当劳动收益相对偏低时，中国消费偏低和内需不足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其次，导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偏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职能转变过慢。政府职能转变过慢就会导致全社会公共品供给不足。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居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储蓄、通过市场来购买原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比如养老、医疗保健和子女教育等。毫无疑问，这样的储蓄具有强迫性，从而与节俭美德无关。
　　再则，由于中国金融体系效率过低、滥用居民资产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也会造成居民消费支出下降。根据消费平滑理论，只要当期居民的金融资产被滥用，必定会产生当期居民储蓄增加和消费减少的跨期转换效应，因为当期资产被滥用意味着下期资产及其收益的下降，为了确保下期体面的消费支出，就不得不依靠增加当期储蓄、减少当期消费来加以平滑。
　　在弄清楚中国消费偏低的原因后，我们还需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做出解释。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有大量外资前来中国投资，这些外来投资基本上是以直接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并大都从事加工贸易或者转口贸易性质的生产活动，而这正是造成缺乏内需与有效供给的中国经济为何会高速增长的原因所在，并且也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挥之不去的高额储备之原因所在。
　　以上情况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由一种世界性力量推动的，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增长的所得也就必须由世界分享，就中国外汇储备主要来源是外商直接投资及其贸易所得的结售而言，再也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上述这样的经济结构与增长逻辑下，中国是否可以通过单纯地采取总量调整的政策措施来刺激消费、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中国面临的是发展中的结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总量失衡问题。所以，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所需要的是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其中体制改革是结构调整的必要前提。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没有体制改革，任何总量调整政策都会因为缺乏有效的传递渠道而失去其政策效用；没有体制改革，任何结构调整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确保产权和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就需要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