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经济整体好于预期,但仍存在诸多矛盾与不平衡,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在原有经济结构上“缝缝补补”,是不能彻底解决的。未来经济能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不仅取决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控效果,更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能否顺利推进。要让宏观调控“有的放矢”,需要下力气从体制和结构上“动刀”。
首先,是要继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建立可持续的、以内部需求为基础的发展模式。
上半年实行的从紧货币政策,是为了防范通胀过高、投资过快、经济过热等问题,然而这些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只是表象,追根究底,“病根”在于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即内外需不平衡导致国际收支失衡,过多外汇资金流入,从而形成过剩流动性。
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美元贬值、油价飙升、粮价高涨、次贷危机等影响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需求增长,我国外贸增长明显放缓,并拉低了上半年的经济增速。目前,我国还未摆脱高贸易依存度、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内需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因而面对全球内需萎缩,国内经济极易受到冲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须尽快改变这种内需、外贸不平衡的发展状态。
而实现这样的转变,不能简单地依靠加快升值的汇率手段,也不能仅靠下调出口退税等手段抑制出口,而是需要建立健全一整套体系,从深层次解决体制问题。例如,加快产业升级和科技发展,真正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金融、财税体制改革,改善企业微观生存环境;促进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从根本上刺激内需。
其次,是要继续推进要素价格机制改革,不失时机地推进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
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突出矛盾,例如,部分地区煤电油运紧张,中小企业和部分行业融资出现困难,出口企业劳动力和环保成本上升等等。表面看来,有的情况是受到了从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样,宏观调控似乎就陷入两难境地:放松,则通胀和过热抬头;收紧,则企业和增长受制。
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矛盾并不是宏观调控造成的,而是要素价格机制没有理顺的结果。在我国人均GDP跨越2000美元以后,原有的粗放的、非市场化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要素价格改革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具体说,要择机继续推进油、电等资源品价格改革,让市场来合理配置资源,使得生产和消费均在市场化基础上进行,彻底堵住高耗能、高污染、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同时,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以市场化的合理的资金成本配置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以取代单纯的信贷紧缩。在国内,减少投融资渠道中的障碍;在国际,以市场供求决定的汇率反映国内真实购买力。
此外,要把推动土地和劳动力价格市场化与保证农业用地、促进粮食生产结合起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加速农业现代化。
必须认识到的是,尽管要素价格机制改革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可能对通胀带来影响,但不应“因噎废食”。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不存在时机的问题,要敢于对结构“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