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与防衰退"系列笔谈:保增长 通胀语境不容忽视

全球股市连续创纪录地暴跌，表明持续近60年无纪律的美元体系已经走到最危急的时刻，以雷曼破产为界，各国政府的态度也由此前各扫门前雪转为联合救市，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问题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则再次证明美元体系下各国一直所面临的“上船容易下船难”的困境。也许，经济周期的宿命最终将迫使全球经济要经过一段长期深度调整，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救急不救穷”的注资救市行为，却有可能为未来埋下更为严重的通胀引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显示，美联储的资产结构正变得越来越脆弱（信用等级差和流动性的证券资产比重日渐提高），恐怕在不久的将来，人们就会看到联储堂而皇之地印发美元，由此，当危机走过最黑暗时刻后，世界经济或将迎来一轮新的通胀高潮。
　　保增长已成为主要目标
　　对于中国而言，在前期“收、限、调、补、投”综合调控之下（回收资金、管制部分零售价格、上调油价和电价、补贴生产环节和低收入人群、投放国家储备粮），国内的通胀压力明显缓解，9月份CPI同比增幅更是自去年2月份8.7%的高点回落至4.6%，在随后的几个月内，由于翘尾因素的减弱，预计CPI仍会延续下降趋势。然而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经济也出现了由热转冷的态势，宏观经济景气先行指数也连续5个月下降至100.44（该指数一般领先于GDP增速8个月）、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23.8（分别比二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11.0和19.2点），全球金融风暴所导致的外需下降、出口下滑以及国内房地产行业调整所带来的投资减速等等，均预示着中国经济下行势头正在加速，进而可能引发的就业问题对于整体经济的平稳运行构成巨大压力。
　　而从近期决策层“三稳”态度的转变和一系列货币财政组合拳密集推出的举动来看，在就业和收入的巨大压力之下保增长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我们是否真正已从高通胀的语境中走出还是需要认真探讨的。
　　通胀阴影不容忽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的经济展望中就警告说：“在许多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通货膨胀风险仍然相当高，这些国家继续面临着就商品价格进行调整的压力以及核心通货膨胀受到第二轮效应影响的危险”，同时亚洲发展银行在其最新的经济展望中，也将今明两年中国的CPI由此前的5.5%和5.0%上调至7.0%和5.5%。
　　实际上，虽然CPI的连续回落表明国内通胀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有两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其一，CPI同比增速的回落只说明物价运行的历史轨迹，如果观察今年各月CPI的环比增速，1-9月份平均为0.28%，2001-2007年平均为0.19%，同时作为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的粮价，在近几个月来却在持续上涨，如果再考虑农资、化肥、种子、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的话，粮食问题恐怕并不如CPI的态势来得好看，“无粮不稳”的压力仍然较大。
　　其二，CPI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内通胀情况。由于政府通过价格管制在物价传导过程中设置诸多楔子，使得通胀并不能在最终消费环节得以完全表现出来。例如，种种迹象表明在整个产业链条中生产环节承担了大量通胀伤害。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已由去年的32.03%大幅下降至1.71%，财政部指出“成本费用上升是导致利润增长减速的重要因素”，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限制了有效供给的增加，造成显性通胀向隐性通胀的异变。
　　政策抉择难度空前
　　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绳子作用——拉时有力，推时却无力。
　　持续了21个月的负利率局面实际上已削弱了居民对央行实现其通胀控制目标的信任度，而金融环境的变化，又使得央行直接干预资金配置的后果日趋复杂，出现了伴随CPI的回落对于放松信贷额度呼声不断增加的局面（今年前三季度新增贷款已累计达3.48万亿，占央行年初计划的96%），进而造成国内收益率曲线的失真，进一步影响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这对于通胀预期的稳定是十分不利的。
　　面对当前经济的众多不确定性，可以说后期政策的抉择比前期将更加困难。因为经济过热之下通过持续紧缩来控制通胀，远比经济减速条件下通胀的控制容易得多，所以当今年2月份CPI冲到8.7%时，决策层毫不犹豫地采取一揽子紧缩措施短时间内刹住了通胀的缰绳。现在的问题则变成了一方面要固守经济增长的底线，使得就业不出现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则要防止通胀的反复。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可以维持通胀与经济增长的正常关系，实际可以理解为实现不了“高增长、低通胀”，那么就退而求其次来“高增长、高通胀”，但在目前收入分配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不十分完善的环境下，社会对于“高通胀”的承受力是不是能够被“高增长”所提升，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其带来的风险则是不容许通过试错的方式来进行压力测试的。
　　况且，以结构调整为核心内容的经济转型又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经济运行的能耗方式、环境标准、资金成本以及劳动力成本等诸多方面不断完善，而这些方面无疑也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再次平衡的核心内容，但也对后期通胀能否回落至全社会认可程度构成不确定因素。
　　十七届三中全会公告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要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而在实现“三稳”（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目标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思量30年的改革成果将以怎样一种方式来获得考验，而下一个30年我们的发展着力点又应该如何谋划？特别是在危机过后我们的生产力布局究竟需要作怎样的调整。因此，笔者在本文的最后想说的就是，在当前处理控通胀和保增长的关系时，在如何灵活搭配货币、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组合时，切不可忘了通胀这一重要经济语境，因为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要好得多。
　　作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持续近60年的无纪律的美元体系走到最危急的时刻，但当前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救急不救穷”的注资救市行为，却有可能为未来埋下更为严重的通胀引信。
　　在当前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已经成为宏观管理层的工作重点之际，在灵活搭配货币、财政以及产业等政策组合时，我们也切不可忽视通胀这一重要经济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