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业内人士在接受上海证券报采访时表示,积极财政政策的及时出台,将为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财政政策调控优势明显
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明确,西南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董先安认为非常及时。他说,相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关键优势在于它能更迅速地提振经济活动,这一点在宏观经济遭遇较大冲击的时候尤其重要。及时有效的财政刺激措施,能在短期内为经济活动提供比货币政策更大力度的动力。
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10.6%,二季度增长10.1%,而三季度仅增长9.0%。
由于货币政策反应迅敏,覆盖面广,通常被视为抵御经济下滑的第一道防线。因此,9月初以来,央行连续三次调低基准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就在本月,央行宣布将取消对银行贷款额度的限制——这是2008年上半年用以约束银行信贷的关键政策工具。
但是货币政策的作用毕竟有限。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介绍说,在1998年经济困难的时候,我国也曾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但根据以往的经验,放松之后,钱是不是能够贷出去,企业会不会来贷款,这还是一个问题。”
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清议则认为,面临危机,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当然应该由政府先花钱。因为只有政府先花钱,才会补贴受危机冲击最大的低收入者,使他们有能力增加开支或恢复以往的支出;才会在增加公共工程开支的前提下,增加企业的订单进而增加企业的生产性开支,包括恢复往日的对外采购量和工资支出。
积极财政被寄予厚望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的经济状况与1998年有很大的可比性。从上一次的经验来看,中国将发行一定规模的国债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取得较好的成效。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上一次中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是在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1998年-2000年间,中国每年发行了约1050亿元特别国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10%,或GDP的1.3%),用于财政刺激计划。在2001年-2002年全球经济低迷时期,中国每年发行了1500亿元特别国债(相当于财政收入的8.5%,或GDP的1.3%),以刺激经济增长。
他认为,假如未来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强度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和2001-2002年全球经济低迷时期相当,按发债规模相对于经济规模或财政预算的比例,中国政府可能为财政支出计划发行3500亿元-5500亿元政府债券,以刺激经济增长。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2009年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已经远远大于几个月以前的预期。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增速都会明显下降,特别是出口的前景非常不乐观。因此,2009年应该有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否则中国的GDP增速可能会下降到6%左右。
民生内容将成为重点
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出台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专家认为,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次积极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在民生。
董先安指出,目前,用于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的费用在中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最大,而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长期偏低。以教育支出为例,中国教育经费在2006年是全球总教育经费的0.78%,而人口则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近几年还有不断下降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陈步雷也认为,国家财政发挥作用的更广阔空间在全民社会保障上。目前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太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都制约人们不敢消费。在外向型经济调整的背景下,老百姓不敢消费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制约作用。
陈步雷表示,中央财政可以借此次调整机会,在全民社会保障领域大有作为。对大病保险、养老保险等几项涉及民生的基本保险的投入,明年的增量最少可以达到1万亿至1.5万亿元。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完全有这个实力。
他说,全民社会保险的覆盖将对扩大内需产生巨大作用,保守估计将达到10倍的乘数效应,即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险投入1亿元,居民消费可增加1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