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行长易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SDR应对新冠疫情

（原标题：央行行长易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SDR应对新冠疫情）

据央行官网消息，英国《金融时报》16日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利用SDR应对新冠疫情》，其中指出，进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议已经得到绝大部分国家支持。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共识并落实SDR分配。

易纲表示，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先后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帮助成员国应对疫情。然而，进行SDR普遍分配这项措施，虽经反复讨论，却始终未能落实。这是个错误。SDR有时被称作“纸黄金”，可以被快速创造。SDR普遍分配正是现在待拼上的拼图。

在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尤为脆弱，进行SDR普遍分配对其尤为重要。多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它们还面临经济和金融方面的诸多挑战。国际社会不应该对这些国家坐视不管。

易纲提到，SDR的价值由基金组织基于一篮子主要货币确定。通过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基金组织成员国的外汇储备，提升其购买力，是应对这场百年不遇危机的快速、务实、公平和低成本的措施。

SDR普遍分配对那些尚未被全球金融安全网和货币互换网络充分覆盖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

基金组织的快速信贷便利和快速融资工具等紧急融资工具能够发放的贷款数量较为有限。很多受到疫情冲击的国家对申请基金组织的传统贷款项目心存疑虑。根据基金组织测算，在下行情景下，成员国对基金组织资金的总需求将超过2万亿美元，远超基金组织1万亿美元的现有资源。

易纲提到，SDR普遍分配是有先例可循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9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迅速就2500亿美元SDR普遍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这对缓解危机、提振信心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作为危机应对措施，SDR普遍分配可以快速发生。4月伦敦峰会过后，8月7日基金组织理事会即批准了分配方案，8月28日分配方案即落实。

SDR普遍分配是应对当前危机切实可行的措施。在一个理想世界，我们也许应该根据需求对SDR进行特殊分配，而非根据各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进行普遍分配。这样可以避免一大部分SDR流向发达国家。但这需要修改基金组织协定，短时间难以发生。

并且，分配SDR对提升有关国家储备的边际效应十分显著。根据彼得森研究所的估算，如果基金组织分配5000亿美元SDR，76个全球最贫穷的国家可获得220亿美元SDR，其总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9%(其中22个国家国际储备可上升超过20%)。这将远超G20缓债倡议覆盖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需偿付的140亿美元的债务总额。

同时，基金组织可以通过减贫与增长信托(PRGT)等工具，动员和调配SDR资源，为有需要的成员国提供支持。

易纲提到，SDR分配成本较低，且可以提升成员国外汇储备。一国仅在将SDR兑换为其它硬通货时才需支付利息，这一利息也低于市场融资的成本。SDR利率确实不如优惠贷款成本低廉，但优惠贷款是十分有限的。因此，SDR资源和优惠贷款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发达国家也可以通过SDR分配获得更丰富的资源来参与国际救助，这可以减轻对国内财政资源的压力。

易纲指出，关于SDR普遍分配确实存在一些关切。

关切之一是SDR普遍分配未附加改革条件，会助长道德风险。但新冠疫情是外生冲击，在暴发全球卫生危机和流动性紧张时期，不宜进行结构性改革。在灾难面前，“活下来”是首要问题。SDR分配、基金组织快速信贷便利(RCF)以及其他紧急融资，能避免疫情对生产力造成永久性破坏，这些工具不附加改革条件是正确的。

还有些人提出了一些自SDR创立之初就有的疑问，但不能将这些关切作为不采取行动的借口。

有观点认为分配SDR意味着允许基金组织创造新的货币。实际上，SDR和货币不能划等号。基金组织将SDR定性为一种补充性储备资产。SDR目前仅限于官方部门使用，私人部门一般不接受，SDR的使用范围远小于货币。SDR分配不需要以对应的篮子货币发行为基础，因此也不会直接引起货币创造。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SDR的主要作用是补充全球对储备资产的长期需求，但新冠疫情并非长期危机。这种观点似乎把SDR的作用理解得过于狭隘。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已经超过了全球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还有高度的不确定性，长期影响更难以估量。进行SDR普遍分配可以补充各国的外汇储备、减轻疫情引起的流动性不足，最终是为了保持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行。

易纲表示，进行SDR普遍分配的建议已经得到绝大部分国家支持。为应对疫情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应尽快达成共识并落实SDR分配。

（文章来源：中新经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