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金融创新不可“追风赶潮” 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原标题：林毅夫：金融创新不可“追风赶潮” 须因地制宜因势利导）

我国作为一个收入水平中等偏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既存在远离世界前沿的追赶型产业，也存在处于世界前沿的领先型产业，还有迅速接近世界前沿的“弯道超车”型产业，以及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转进型产业，并且也必须发展虽然目前不具备比较优势但对国防与经济安全重要的战略型产业。

追赶型产业在现阶段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例如，2018年中国的人均GDP虽然达到9750美元，但是依然只有美国的15%、英国的22%、德国的20%、法国的23%、意大利的28%、加拿大的20%、日本的23%。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中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仍处于追赶阶段。

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巨大的地域差异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中国的30余个省市自治区、300余个地市、近3000个区县之间的禀赋结构水平差距非常大，对应的生产结构也千差万别，适宜的金融结构也不同。并且，不同地区相同的产业在前述五类产业中的归类，以及具体的转型升级方向和因势利导作用需求和方式可能差别极大。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不同。在最细分区域——近3000个区县层面，这种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差异还会进一步被放大。

例如，同样是纺织服装行业，在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是转进型产业，而在西部内陆人口多的欠发达地区是追赶型产业。“弯道超车”的独角兽企业也大多分布在北上广深和一些省会城市，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当充足。

虽然目前中国整体的第三产业占比超过了一半，但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和制造业依然是一些地区的主导产业。因此，中国各地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差万别，各地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的产业政策。

因此，各地应该结合自身禀赋结构特征因地制宜地采取因势利导的金融创新，以更精准地定位满足本地实际的金融需求，而不是采取“一刀切”式的做法来落实国家的金融规划与金融政策或模仿其他地区的金融创新，更不可“追风赶潮”。

例如，北京目前人均GDP水平在全国省级区域中最高，产业结构水平也最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80%，而且是首都，因此北京市在“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实际上，金融产业目前已经是北京的第一大产业了，在全国各省中，只有同样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与北京人均GDP水平相当，产业结构水平相当。北京和上海的金融发展可谓一马当先，其他省市难以望其项背，也无法效仿。

整体上，中国各地随着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然而，也存在一些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省市的金融发展依然差异很大。例如，重庆市和吉林省在2010—2017年的人均GDP平均值相当，但是重庆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高于吉林省。另外，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相对更高。例如，2010—2017年，浙江省的人均GDP是重庆市的1.56倍，但是重庆市的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却是浙江省的1.11倍。

这些例子反映出一些地方金融相对滞后，而一些地区金融过度发展。因此，全国各地不应该追求金融业的绝对发展，应以实体经济的金融需求为准，否则很容易造成金融抑制或者金融泡沫。各地最优的金融结构安排，应与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内生决定的产业结构相适应。

在具体思路上，依然可以采取新结构金融学的基本思路，以及五类产业因势利导的操作方式来因地制宜地落实国家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例如，全国首个支持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江苏泰州金融改革试点就按此思路展开。

2016年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联合有关部门印发《江苏省泰州市建设金融支持产业转型升级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机构建设，构建与产业转型升级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组织体系；二是加快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三是积极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保障水平；五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再来看另一个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试验区，泉州国家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虽然它目前的发展阶段与泰州相当，但是具体的主导产业结构不同，因此具体的最优金融结构也应该有所不同。例如，泉州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3 911.97亿元，其中传统产业、重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三大板块占比分别为67%、28.5%、4.5%，其中纺织服装和鞋业这一类传统产业就占1/3，而生物医药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只占0.32%和2.3%。

相对而言，泰州的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高端装备制造及高技术船舶、节能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化工及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泉州的纺织服装和鞋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重化产业是产能富余型产业，都是前述五类产业中典型的转进型产业，而生物医药、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制造则不同，是追赶型产业与战略新兴产业。因此，二者主要的金融需求会有较大的差别，适宜的金融结构也有所不同。转进型产业的融资需求，银行的间接融资即可满足。

通过金融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时避免金融脱实向虚、适时化解金融结构矛盾、适时注意尊重市场规律并坚持精准支持，各地要因地制宜地予以落实而非追风赶潮。各级政府不但在采取产业政策时要遵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原则，而且在采取金融政策时也要遵循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原则，做到“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