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关于垃圾分类的极简经济分析

（原标题：评论丨关于垃圾分类的极简经济分析）

王琦（资深资产管理者）

上海刚刚推出的垃圾分类规定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如果抛开理性主义的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

在正式开始分析垃圾问题之前，先说一个在生活中不时会发生的现象，就是如果你盛米的时候，不小心洒到了地上，而地面又比较干净弃之可惜，再想把米收集起来可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显然，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都要避免这种投入产出严重不对称的状况发生，换言之，管理者应该寻求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

现在开始说垃圾分类问题，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来履行分类的责任，是承认了这样一种前提——由于垃圾在混合之后的分拣工作就类似米粒儿掉到地下后要想再捡起来，非常困难，与之相比，由居民个人这样的分布式系统提前进行分类，效率会高得多，这就是垃圾前置分类的基本逻辑。

理想是丰满的，但当我们进一步代入真实的运行阶段投入产出分析时，就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在当前居民对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都还不够强的情况下，由居民履行分类义务，该如何监督呢？由于分类后的垃圾处理装置就相对专业而且“挑剔”，如果有居民没有完全履行义务，在本应可回收的垃圾比如纸张中加入了玻璃，那么就可能出现“一锅汤里加了一粒老鼠屎”的效果，不仅处理效果不好，最严重时甚至可能损坏垃圾处理设备，得不偿失。怎么办呢？只能是强化对居民个人的监督和处罚责任，我们也看到了，这就是现在把垃圾分类结果列入“个人征信系统”的由来，在当前既定的条件下，这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

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即便是建立了依据分类结果来增减的征信系统，由于个人对垃圾进行分类，是一个高度分布式且个人化的活动——都是由个人在自己家里来进行的，所以可以肯定的说，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监控是完全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呢？监控不了过程，就只能核查结果，对于各家各户已经分类好的垃圾，再进行检查。但在检查结果时管理者就又面临了一个新的困境，如果进行高密度的检查或者说普查，那么工作量很大，由谁来执行，如何找那么多人来执行检查，将是非常困难的，可行性很有限。

作为替代，管理者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就是降低检查密度从而降低检查成本，但是加大对于违规者的处罚，以形成威慑。但这又带来了另外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对于被处罚的个人来说，如果就是把一个玻璃瓶放到了该收纸张的垃圾袋里，就被处罚一万块或者征信扣一大笔分，这真的合适或者可行吗？很可能也会遭遇较大的反弹。

所以综合来看，对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从真实运营的经济性角度来看，由于前后置的处理成本差异巨大，同时监督控制的信息不对称（或者说信息处理成本高昂），要想取得各方都理想的结果并不容易。事实上，即便是因为国民教育观念深入，被奉为垃圾前置分类典范的日本，也有抱怨，因为居民家庭用于处理垃圾分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而且分类转运费用十分昂贵，且由于少数人的不分类，后端处理的工作量依然巨大。

沿着矫正信息不对称和前后端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外推，解决的思路应该朝着两个方向来进行，一是降低信息处理成本，二是改变垃圾前后端处理成本和收益。比如，大力鼓励垃圾处理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垃圾分类错误的容错率，容错率提高，就意味着监督垃圾分类结果的信息处理成本大幅降低，而对于处理设备技术改造或者新建所提高的成本，一方面可以通过向居民垃圾按量征收处理费来弥补，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给予补贴，毕竟垃圾处理的正外部性很大，只有理顺了利益机制，发展起技术先进并维持合理盈利水平的垃圾企业，企业才有能力亦有动力处理好垃圾。当然同时必须严格对于垃圾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标准监督，这是因为，监督集中处理的垃圾设备排放，比监督高度分散的局面垃圾分类结果，成本要低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