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邹骥：我们正处于能源革命前夜 新一轮中美气候合作有潜力）
中国2030年的宏伟目标在今天已经初步看到了萌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2月21日发布了《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介绍，当前，我国已建立完备的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装备制造的产业链，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规模均位居世界首位，有力支撑了清洁能源开发利用。
《新时代的能源发展》白皮书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7.9亿千瓦，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30%。其中，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装机容量分别达3.56亿千瓦、2.1亿千瓦、2.04亿千瓦、2369万千瓦，均位居世界首位。
今年9月，中国宣布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日举行的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又一次作出重大的气候政策宣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
近日，能源基金会发布的《中国碳中和综合报告2020》指出，2060年碳中和愿景的实现颇具挑战性，需要中国在制定强劲的长期战略的同时，有效识别电力、建筑、工业、交通、农业、林业和土地利用等关键部门的近期行动，从政策、金融和技术等多角度实现跨行业合作。
我国能源产业正在经历怎样的调整？疫情对能源产业的影响有多大？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美有哪些可以合作的地方？围绕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进行了专访。
21世纪：疫情下，世界能源产业受到的影响、冲击有多大？有没有逆势而起的能源品种？
邹骥：从全球来看，石油天然气的产业可以说受到了重创，因为疫情期间，大家活动相对封闭；且经济受重创以后，对能源的直接需求下降，所以总体来讲全球油气行业的产量、销售量、消费量都在下降。
然后是我国占据了一半以上产量的煤炭行业。中国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煤炭行业受到了部分冲击，但是当时国家能源局敦促煤矿复工复产，保障煤炭稳定供应，所以基本上经历了很短期的波动。目前来说，煤炭行业可以说是回到了正常的水平。
今年值得关注的是，其他能源品种的生产量、消费量都下降了，但是可再生能源上升了。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数据是逆势而上。这个原因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有一个解释是由于疫情人们不能够流动，而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在这时候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个需求量就上升了。
总的来看，世界能源的整个形势，在今年上半年以来总体受到了抑制。而且随着美欧的疫情反弹，这种能源需求不足的状况可能会再持续一段时间。一般来讲，大的对应关系是经济繁荣的时候，经济热度比较高的时候，对能源的需求也就比较高，我预估可能这种能源低迷的情况还要持续半年到一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我国的能源改革？近来5G、物联网等新基建发展如火如荼，能源产业将如何参与其中？
邹骥：根据我们能源基金会的分析，近中期能源改革一般可以分为三大领域，一个是能源系统本身的变革，第二个是数字技术和传统产业的融合，第三个是新型城镇化。
第一个领域关于能源系统的变革，就是要大大提高电力系统的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也就是电力系统要加速去做深度低碳化。这里面我想展开说的是可再生能源，这个要结合场景、地区背景、技术形式、投资背景等来谈。
以位于青海的龙羊峡水电站为例，它们的发电量是可控可调节的 ，比如光伏，白天有太阳，晚上没有；风能，有时候有风，有时候没风，水电就可以借此互补，使输出的电流总体上保持平稳。另外青海本地有大量的风光资源，再加上甘肃、宁夏、蒙西等地的风光资源、水力资源，用一定的形式配合起来，然后加以储能，保证一个相对平稳的非化石能源系统，就可以往外大规模地输电，这些大规模的非化石能源、“风光水互补系统”，我相信会带来一个激动人心的变化，中国的能源版图也会随之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中国在12月12日气候雄心峰会上宣布的“到2030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的宏伟目标在今天已经初步看到了萌芽。
又比如说西部地区往外长途输送风光和水能发电的问题。现在中国有一个有特色的适用于输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技术，即“特高压直流输电”。在今年，从青海到河南的第一条特高压直流输电已经开通了，这个技术可以把风光水混合的电力输出来。这个意义是多重的，一个是能源转型，帮助解决我们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的问题。再一个是能够让西部拥有优势产品，将可再生能源的电力产品源源不断地卖到东部，帮助解决我们东西部差距大的问题。
而且我还特别强调中国大陆海岸线有1.8万公里，这提供了大量海上风能资源潜力。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应该合理地布局，把它们利用起来，当然这个成本会比较高，但只要能够规模开发，成本是可以被分摊到可接受的程度的。
最后一点是电动车。碳中和的战略是我们的电力系统深度低碳化，然后终端用电部门高度的电动化，包括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如果电动车有几千万辆或者数以亿计的保有量时，每个车电池的集合就是一个巨大的储能电容。因此电动车要怎么和电网有机地结合起来，变成储能的装置，这些系统的建成将标志我们能源系统的巨大变革，而且这些变革目前都有了现实的基础。
第二个领域是数字技术的问题。传统的基建行业投资，就是我们过去的“铁公基”，修机场、修铁路，钢铁、水泥、化工和石化重化工业等等。现在我们除传统的基建行业和制造业投资外，还有5G、大数据中心、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这些技术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快，它们现在的状态是正在迅速地寻找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其实是非常广泛的，比如把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技术用于交通行业、冶金行业、水泥建材行业、化工石油行业等，可以大大地提高这些行业的能效和产品生产效率。国内的一些高技术公司，比如华为、腾讯等，他们也在迅速地开拓这种新应用场景的市场，这会迸发出一个巨大的投资需求。
第三个新型城镇化的问题。在未来5-10年里，会有上亿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他们不是进入到大都市里，就是进入到都市圈周边的小城镇。小县城星罗棋布，和大城镇在产业链分布、投资和就业机会、劳动力与人口分布、基础设施分布等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城镇间就需要靠轨道和能源基础设施连接，这就涉及新基建的问题。
而且新型城镇化下肯定还要盖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子，我们正在推动的是大兴土木的投资，能够和由分布式光伏建筑、直流配网、储能集成的虚拟电厂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集成。小城镇的房子不会太高，总体屋顶面积比率大大增加，房子屋顶和朝阳立面都铺上光伏发电，加上直流配网、储能装置，充电装置等等综合起来，楼宇之间再用能源互联网连接。那么这样的小镇，就不但是一个耗电的单元，也是一个发电的一个电源。这个市场规模是巨大的，如果有几十亿平方米的面积，就完全可以把成本给稀释了。
总体而言，我认为我们现在是处于能源革命的前夜，生产力、技术逐渐成熟起来了，同时也要打通政策和体制机制的堵点，为这些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
21世纪：有业内人士指出，“十四五”将是我国碳市场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预计明年全国碳市场将正式启动运行。你如何评价国内碳市场的发展？
邹骥：我们国家现在碳排放量一年大概有90多亿吨。我们以100亿吨来说，按照国内地方市场的价格变化历史来看，如果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能够到100块钱量级的话，这就不得了，这就是1万亿元的一个市场容量，如果贸易活跃，多次换手，交易额就多达几倍。
2019年中国的GDP接近100万亿元，那么如果是相当于GDP1%的一个市场，我们可以想想，钢铁市场、石油市场、农产品市场、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等等，这些数量级的数据都是可比拟的，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容量背后的服务增加值、就业和税收，再加上这个市场关联的技术、装备、安装、运营等实体经济市场规模，都会为扩大市场需求作出显著贡献。
但是目前中国碳市场还是处于非常初始的阶段。在欧盟、在美国的加州，碳市场的发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总体来讲，从全球范围看，碳市场也还都处于一个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市场进程方面，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三点。第一是《巴黎协定》的各个缔约方，他们在碳排放目标上是不是有足够的雄心，如果目标很强，力度很强，市场对碳排放额度的需求就越旺盛，那么按照市场的规律，这种额度的市场供小于需的情况下，价格自然就会上来。
第二就是如何分配额度，如果把额度分配给市场主体，对于他们来讲，既是减排的责任，同时也是权益。比如碳资产，我可以拿这个去做质押、去贷款等等，就像我们的房地产、汽车资产那样，如果有这样的权益的话，需求也会上来。
第三个层面就是有多少可得的资金能够流入市场。如果进入市场的资金量足够大，那么可以去买这些碳排放，这也会推动有效的需求，把价格推上去。这就要求将碳市场与碳金融结合起来。
总体而言，这个市场在短期内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是目前我们只能说从全国范围内看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有几个试点的省市，比如广东省、深圳市、北京市这几个地方都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如果我们这个市场改革进一步推进，及时且到位，应该说它的前景是可期的。
这个确实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如果相比较的话，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外汇市场，它们发展的历史，那都是经历了三四十年，当然这个也取决于我们改革的决心力度，抓得紧不紧，也取决于有没有历史的机遇，有没有改革的机会窗口。我们要做持久战的准备，但也要争朝夕，明日复明日的话改革永远不能往前走。
21世纪：你如何看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
邹骥：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提出了2万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计划，另外他也表示要回到《巴黎协定》，在这些大前提下，我们完全相信中美是有共识的，也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这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是全球气候稳定带来的利益。在透明度、技术资金能力建设等方面，我相信中美如果能够一起寻求共识，是完全可以合作的。同时也可以利用各自的影响力来带动更多的国家往这个方向走。
当然这也是和中美的贸易投资紧密关联的。比如中国的光伏产品这么便宜，制造能力这么强，而美国有大量的可再生能源的设备需求，他们可以过来买。另外中国在做深度的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时候，比如我们在芯片等高技术的产品制造上其实是有需求的，在煤改气方面也需要天然气，那么我们可以去买美国的天然气。
又比如在电动车的技术迭代、低碳城市的治理、建筑节能、工业能效、智慧交通、碳捕获与封存等方面，中美合作的空间非常大。中美如果要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发展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合则两利。在气候变化领域里面中美可以合作的事情特别多，非常紧迫的是，中美两国政府的合作机制、对话机制应该要迅速恢复起来。新一轮的中美气候合作有潜力，但和奥巴马时期比，气候合作所需要的基本战略信任条件不如从前，这给中美潜在的气候合作提出了新的也是严峻的挑战，更加需要政治智慧去开拓。
（作者：何柳颖 编辑：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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