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科技正式进入“赛道”：未来发展与探索将迎热潮

（原标题：监管科技正式进入“赛道”：未来发展与探索将迎热潮）

主 持 人：《金融时报》记者 赵萌 特邀嘉宾：毕马威中国金融业务税务 主管合伙人 张豪 毕马威中国金融科技合伙人 （华东及华西区） 彭成初 近日，毕马威在北京正式发布《2020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对目前金融科技领先企业先进经验做法进行梳理的同时，对金融科技未来十大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基于《报告》，一些金融科技热点问题引发市场关注，《金融时报》记者对两位毕马威合伙人进行了专访，以期对这些热点问题予以详解。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到达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张豪：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用“迅猛”一词来形容，同时，从细分领域来看，其又可以分为财富科技、保险科技、监管科技等不同“赛道”，发展速度也各有差异。从理论到实践来看，目前大批成熟金融科技应用涌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已从概念转向落地，用于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取性。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在“监管沙盒”试点中，不同类型银行都在进行从技术应用向体制优化的变革，且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近年来空前的程度。我们看到，不少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作为项目申请机构参与到“监管沙盒”试点中，成为重要的新晋参与方。如今，金融行业已经依托联盟链的构建初步打破信息孤岛，形成可信价值和数据共享网络。依靠生物识别、反欺诈和智能风控等人工智能应用，由感知型向认知型发展，区块链以及跨链技术与标准正加速发展和落地，金融服务将得到更好的渗透和普及。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是毕马威连续第五年发布金融科技报告，您认为，相比前几年，金融科技创新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张豪：随着金融科技技术与业务的融合进入深水区，底层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正在得到更多关注。由于场景创新获客快、效率高，以前国内企业多集中于场景创新，但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场景没有牢靠的底层技术相配合，其发展很快就会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最近一两年，我们发现，市场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一点，底层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开始加速。 彭成初：近年来，资管领域对金融科技的应用热度正在显著上升，科技与资管行业的融合正在全面提速。未来具有领先地位的资管机构必然是资管科技应用的佼佼者。科技颠覆着资管机构的各个价值链关键环节，尤其是在投资研究、风险控制、运营效率及客户服务等方面。资管科技已然成为资管行业发展的“主引擎”。 随着资管市场的生态走向高度市场化，未来可能会出现单体规模数十万亿元的中资资管巨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资管机构开始审视边际效益。资管机构的数字化改革正在展开，2020年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公募基金行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的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看到，今年的《报告》新增了一个专业领域——监管科技，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金融监管手段也将越来越科技化？ 张豪：近几年，相关部门对监管科技的重视程度和推进速度均稳步提升，其成果开始逐步显现，并出现了向全方位全链条运用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监管科技的发展与探索将迎来热潮。 监管科技的发展受传统金融领域监管和创新金融领域监管需求的双重推动。一方面，在创新金融领域，多年来我国监管机构始终寻求在“促”与“管”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在《金融科技 (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发布之后，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多重举措。2020年以来，我国在多个城市试点“监管沙盒”，促进合规的金融科技创新，力求做到金融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 另一方面，传统金融领域的监管科技需求同样不能被低估。监管要求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也日趋复杂和精密，监管机构有动力推动更好的监管科技应用，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交互与沟通。此外，利用科技手段的确可以提升对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市场监控与异常行为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以便更早更好地应对和管理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您认为，接下来，金融科技将在增强金融普惠性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彭成初：金融科技在小微与普惠贷款领域的应用，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带来了深层次的普惠信贷服务。我们预计，未来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将打破传统金融模式无法覆盖的小微群体，更深入、全面地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全方位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取性。 普惠金融是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最广泛的领域，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发力普惠金融，利用金融科技破解大银行难以服务小客户的难题，在缓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金融科技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商业银行将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普惠金融业务相融合，充分发掘小微企业金融资产、工商税务、供应链物流等大数据信息，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不断升级普适性的数字化产品，还将颠覆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着力实现数据资产的经营和资本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和可得性。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平衡？ 彭成初：科技是把双刃剑，当金融科技几乎触及金融业所有领域时，相对应的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也随之叠加和积累。市场上的泛金融化对金融监控与风险防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部分综合金融科技类企业也积极响应监管科技的开发及建设，配合监管机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数据处理效率，进而提升监管有效性、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金融稳定。 对任何领域来说，风险与创新如影随形。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隐患。金融科技创新只有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社会和市场效率的支持，同时树立监管底线，才能保证金融科技发展行稳致远。未来金融科技行业标准和监管规则有望进一步完善，明确市场预期，将良性金融创新与“伪创新”区分开来。

　　主 持 人：《金融时报》记者 赵萌

　　特邀嘉宾：毕马威中国金融业务税务

　　主管合伙人 张豪

　　毕马威中国金融科技合伙人

　　（华东及华西区） 彭成初

　　近日，毕马威在北京正式发布《2020中国领先金融科技企业50》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对目前金融科技领先企业先进经验做法进行梳理的同时，对金融科技未来十大发展趋势进行了前瞻。基于《报告》，一些金融科技热点问题引发市场关注，《金融时报》记者对两位毕马威合伙人进行了专访，以期对这些热点问题予以详解。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目前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到达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张豪：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发展可以用“迅猛”一词来形容，同时，从细分领域来看，其又可以分为财富科技、保险科技、监管科技等不同“赛道”，发展速度也各有差异。从理论到实践来看，目前大批成熟金融科技应用涌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金融科技技术已从概念转向落地，用于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取性。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在“监管沙盒”试点中，不同类型银行都在进行从技术应用向体制优化的变革，且速度和深度都达到了近年来空前的程度。我们看到，不少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作为项目申请机构参与到“监管沙盒”试点中，成为重要的新晋参与方。如今，金融行业已经依托联盟链的构建初步打破信息孤岛，形成可信价值和数据共享网络。依靠生物识别、反欺诈和智能风控等人工智能应用，由感知型向认知型发展，区块链以及跨链技术与标准正加速发展和落地，金融服务将得到更好的渗透和普及。

　　《金融时报》记者：今年是毕马威连续第五年发布金融科技报告，您认为，相比前几年，金融科技创新是否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

　　张豪：随着金融科技技术与业务的融合进入深水区，底层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正在得到更多关注。由于场景创新获客快、效率高，以前国内企业多集中于场景创新，但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场景没有牢靠的底层技术相配合，其发展很快就会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最近一两年，我们发现，市场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一点，底层技术与业务的深度融合开始加速。

　　彭成初：近年来，资管领域对金融科技的应用热度正在显著上升，科技与资管行业的融合正在全面提速。未来具有领先地位的资管机构必然是资管科技应用的佼佼者。科技颠覆着资管机构的各个价值链关键环节，尤其是在投资研究、风险控制、运营效率及客户服务等方面。资管科技已然成为资管行业发展的“主引擎”。

　　随着资管市场的生态走向高度市场化，未来可能会出现单体规模数十万亿元的中资资管巨头，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资管机构开始审视边际效益。资管机构的数字化改革正在展开，2020年资产管理行业尤其是公募基金行业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科技对资产管理行业投资管理能力、风险管理能力、客户服务能力的提升。

　　《金融时报》记者：我们看到，今年的《报告》新增了一个专业领域——监管科技，这是否意味着，未来的金融监管手段也将越来越科技化？

　　张豪：近几年，相关部门对监管科技的重视程度和推进速度均稳步提升，其成果开始逐步显现，并出现了向全方位全链条运用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监管科技的发展与探索将迎来热潮。

　　监管科技的发展受传统金融领域监管和创新金融领域监管需求的双重推动。一方面，在创新金融领域，多年来我国监管机构始终寻求在“促”与“管”之间取得有效平衡。在《金融科技 (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发布之后，监管机构陆续出台了多重举措。2020年以来，我国在多个城市试点“监管沙盒”，促进合规的金融科技创新，力求做到金融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监管转变。

　　另一方面，传统金融领域的监管科技需求同样不能被低估。监管要求在日趋完善的同时也日趋复杂和精密，监管机构有动力推动更好的监管科技应用，以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数据交互与沟通。此外，利用科技手段的确可以提升对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市场监控与异常行为的分析和管理能力，以便更早更好地应对和管理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增强金融普惠性。”您认为，接下来，金融科技将在增强金融普惠性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

　　彭成初：金融科技在小微与普惠贷款领域的应用，为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带来了深层次的普惠信贷服务。我们预计，未来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进一步深入，将打破传统金融模式无法覆盖的小微群体，更深入、全面地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全方位提升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取性。

　　普惠金融是利用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最广泛的领域，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也开始发力普惠金融，利用金融科技破解大银行难以服务小客户的难题，在缓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未来金融科技的独特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商业银行将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普惠金融业务相融合，充分发掘小微企业金融资产、工商税务、供应链物流等大数据信息，有效提高信息透明度，不断升级普适性的数字化产品，还将颠覆普惠金融传统模式，着力实现数据资产的经营和资本转化，推动平台场景和生态建设，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和可得性。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实现金融科技创新和防范风险的平衡？

　　彭成初：科技是把双刃剑，当金融科技几乎触及金融业所有领域时，相对应的信用风险、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也随之叠加和积累。市场上的泛金融化对金融监控与风险防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目前，部分综合金融科技类企业也积极响应监管科技的开发及建设，配合监管机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数据处理效率，进而提升监管有效性、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金融稳定。

　　对任何领域来说，风险与创新如影随形。在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风险隐患。金融科技创新只有在审慎监管的框架下进行，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社会和市场效率的支持，同时树立监管底线，才能保证金融科技发展行稳致远。未来金融科技行业标准和监管规则有望进一步完善，明确市场预期，将良性金融创新与“伪创新”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