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谋面的人

（原标题：从未谋面的人）

在我小时候，有一天，父亲让我去小酒铺打二两地瓜烧。那时候，街上有一家小酒铺，就在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门，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酒缸”改造的，不过，依旧保留着“大酒缸”的特点，店里摆两张木桌，几条板凳，卖零散的白酒黄酒和猪头肉、花生豆、拍黄瓜之类的下酒小菜，方便在那里喝酒的人。 我愿意干这种打酱油打醋买盐买酒的活儿，找回来的零钱可以给我，我能买点儿零食，或者到小人书铺借书看，借一本一分钱。我拎着空瓶子跑到小酒铺，把瓶子递给老板，叫道：“打二两白酒！”老板转身还没把酒从酒缸里扌汇上来，就听“呯”的一声，在不大的小酒铺里响得很厉害。是我惹祸了，我不小心把柜台边上的一个大白粗瓷碗给碰到地上，摔碎了，里面盛的酒溅湿了我的脚面。我有点儿吓坏了，下意识转身跑了几步，跑到门前，愣愣地站在那里，觉得满屋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知道，人家肯定得要我赔钱，我除了打酒的钱，没有更多钱了。如果让我回去找家长要钱赔，会挨骂的。我并不是要逃跑，是有些害怕。 一个粗壮的男人立刻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喝道：“想跑啊？白摔了我的酒，听响儿呢？”我想和他解释，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人是先从柜台上拿走了下酒菜，回转身想再拿酒碗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让我把酒碗碰到地上。他揪着我不放，非得让我赔他的酒。我被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哭了。 在门口僵持好一会儿，老板一手拿着我的酒瓶子，一手端着一个大白瓷碗的酒走了过来。他先把酒递给了那个壮汉，再把酒瓶子递给了我。我和那个壮汉都有些奇怪，莫非老板善心大开了？小酒馆小本经营，赚钱不易的呀。老板笑着对我说：“好了，别哭了，刚才有人替你把酒钱赔上了！” 我拿着酒瓶子，转身就慌慌张张地跑回家了，竟然都没问一下是谁帮我赔的酒钱，也没说句谢谢。但是，这件事我永远记着，长大以后，常常会想那位好心人是谁，长得是什么模样。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时，北京的中学老师极度缺人，从北大荒抽调老三届中的高中生回北京当老师。我回北京，就是当老师的。 当时，我们农场的高中生被分配到丰台区各中学当老师，要先到丰台教育局报到，等待分配。丰台教育局离我家很远，需要到永定门火车站坐一站火车。因为父亲去世，家里只剩老母亲一人需要照顾，我请同学去教育局替我报到。同学去了，得知我被分配到长辛店中学，比教育局还远，离家更远了。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请他找教育局的人陈情我家有老母需要照顾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分配离家近一点儿的中学。教育局的人听完情况后，立刻大笔一挥，将我分配到离城里最近的东铁匠营中学。 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我本人都没有到场，只是听同学这样一说，调动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今天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当时，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啊。 时至今日，我依然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情，至今都不知道教育局替我办好调动手续的人是谁，但我在心里常怀对他的感念，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办起来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当时却是那样简单，甚至一点儿推诿或犹豫都没有。 1977年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开始投稿，却是烧香找不着庙门。当时，我在丰台文化馆的文学组参加活动，文学组的朋友看完小说后觉得不错，替我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再剪下一个三角口，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我心里直犯嘀咕，《人民文学》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杂志，是文学刊物里的“头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名字。那时候，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刚刚在《人民文学》发表，轰动一时，《人民文学》自然为众人瞩目。我这篇单薄的小说能行吗？ 没过多久，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冲着楼上高喊有我的电话，我跑到传达室，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我，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的小说她已经收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准备用，只是建议我把小说的题目改一下。她说她想了一个名字，叫《玉雕记》，问我觉得好不好？我当然忙不迭地连声说好。能够刊发就不容易了，为了小说的一个题目，人家还特意打来电话征求意见。我光顾着感动了，放下电话，才想起忘记问一下人家姓什么了。 1978年的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这篇《玉雕记》。我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是谁，不知道刊登我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那时候，我甚至连《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学组的朋友帮我写的。一直到20年后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还在打听这位女编辑是谁，杂志社资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可惜，许以前辈已经去世，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人的一生，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从未谋面的人，总会比见过面的人要多。在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中，都是你所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性格、秉性的人。他们当中，能够帮助你的人，都是没有任何利害或功利关系、没有相互利用或交换价值，甚至没有任何些微欲望的人，他们对你的帮助，是出自真心，是自然而然扑面而来的风、滴落下来的雨、绽放开来的花。那种清爽、湿润和芬芳，虽然稀少，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们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就算有再多的龌龊、再多的污染、再多的丑恶，人心与人性中的美好也不会泯灭，他们让我们心存温暖，拥有生活下去的信心。 对他们说谢谢，虽然他们不需要这样单薄的话。他或她让我感受到，在世事沧桑之中，那种心地良善而简单清爽所带给人持久的感动和怀念。从未谋面，却那样地熟悉，那样地亲切，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本版图片 飞鱼）

　　在我小时候，有一天，父亲让我去小酒铺打二两地瓜烧。那时候，街上有一家小酒铺，就在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门，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酒缸”改造的，不过，依旧保留着“大酒缸”的特点，店里摆两张木桌，几条板凳，卖零散的白酒黄酒和猪头肉、花生豆、拍黄瓜之类的下酒小菜，方便在那里喝酒的人。

　　我愿意干这种打酱油打醋买盐买酒的活儿，找回来的零钱可以给我，我能买点儿零食，或者到小人书铺借书看，借一本一分钱。我拎着空瓶子跑到小酒铺，把瓶子递给老板，叫道：“打二两白酒！”老板转身还没把酒从酒缸里扌汇上来，就听“呯”的一声，在不大的小酒铺里响得很厉害。是我惹祸了，我不小心把柜台边上的一个大白粗瓷碗给碰到地上，摔碎了，里面盛的酒溅湿了我的脚面。我有点儿吓坏了，下意识转身跑了几步，跑到门前，愣愣地站在那里，觉得满屋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知道，人家肯定得要我赔钱，我除了打酒的钱，没有更多钱了。如果让我回去找家长要钱赔，会挨骂的。我并不是要逃跑，是有些害怕。

　　一个粗壮的男人立刻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喝道：“想跑啊？白摔了我的酒，听响儿呢？”我想和他解释，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人是先从柜台上拿走了下酒菜，回转身想再拿酒碗的，没想到，就这么一会儿的工夫，让我把酒碗碰到地上。他揪着我不放，非得让我赔他的酒。我被他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哭了。

　　在门口僵持好一会儿，老板一手拿着我的酒瓶子，一手端着一个大白瓷碗的酒走了过来。他先把酒递给了那个壮汉，再把酒瓶子递给了我。我和那个壮汉都有些奇怪，莫非老板善心大开了？小酒馆小本经营，赚钱不易的呀。老板笑着对我说：“好了，别哭了，刚才有人替你把酒钱赔上了！”

　　我拿着酒瓶子，转身就慌慌张张地跑回家了，竟然都没问一下是谁帮我赔的酒钱，也没说句谢谢。但是，这件事我永远记着，长大以后，常常会想那位好心人是谁，长得是什么模样。

　　1974年的春天，我从北大荒调回北京。当时，北京的中学老师极度缺人，从北大荒抽调老三届中的高中生回北京当老师。我回北京，就是当老师的。

　　当时，我们农场的高中生被分配到丰台区各中学当老师，要先到丰台教育局报到，等待分配。丰台教育局离我家很远，需要到永定门火车站坐一站火车。因为父亲去世，家里只剩老母亲一人需要照顾，我请同学去教育局替我报到。同学去了，得知我被分配到长辛店中学，比教育局还远，离家更远了。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我请他找教育局的人陈情我家有老母需要照顾的具体情况，希望能够分配离家近一点儿的中学。教育局的人听完情况后，立刻大笔一挥，将我分配到离城里最近的东铁匠营中学。

　　这简直像是天方夜谭，我本人都没有到场，只是听同学这样一说，调动的事情立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今天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当时，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啊。

　　时至今日，我依然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情，至今都不知道教育局替我办好调动手续的人是谁，但我在心里常怀对他的感念，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办起来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当时却是那样简单，甚至一点儿推诿或犹豫都没有。

　　1977年底，我写下了第一篇小说《一件精致的玉雕》，开始投稿，却是烧香找不着庙门。当时，我在丰台文化馆的文学组参加活动，文学组的朋友看完小说后觉得不错，替我在信封上写下地址，再剪下一个三角口，连邮票都不用贴，就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我心里直犯嘀咕，《人民文学》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老牌杂志，是文学刊物里的“头牌”，以前在它上面看到的尽是赫赫有名的作家名字。那时候，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刚刚在《人民文学》发表，轰动一时，《人民文学》自然为众人瞩目。我这篇单薄的小说能行吗？

　　没过多久，学校传达室的老大爷冲着楼上高喊有我的电话，我跑到传达室，是一位陌生的女同志打来的，她告诉我，她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我的小说她已经收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准备用，只是建议我把小说的题目改一下。她说她想了一个名字，叫《玉雕记》，问我觉得好不好？我当然忙不迭地连声说好。能够刊发就不容易了，为了小说的一个题目，人家还特意打来电话征求意见。我光顾着感动了，放下电话，才想起忘记问一下人家姓什么了。

　　1978年的第四期《人民文学》杂志刊发了这篇《玉雕记》。我不知道打电话的那位女同志是谁，不知道刊登我小说的责任编辑是谁，那时候，我甚至连《人民文学》编辑部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寄稿子的信封都是文学组的朋友帮我写的。一直到20年后我调到《人民文学》杂志社，我还在打听这位女编辑是谁，杂志社资格最老的崔道怡先生对我说，应该是许以，当时她负责小说。可惜，许以前辈已经去世，我连她的面都没有见过。

　　人的一生，世事沧桑，人海茫茫，从未谋面的人，总会比见过面的人要多。在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中，都是你所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知道他们经历、性格、秉性的人。他们当中，能够帮助你的人，都是没有任何利害或功利关系、没有相互利用或交换价值，甚至没有任何些微欲望的人，他们对你的帮助，是出自真心，是自然而然扑面而来的风、滴落下来的雨、绽放开来的花。那种清爽、湿润和芬芳，虽然稀少，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们让你相信，这个世界就算有再多的龌龊、再多的污染、再多的丑恶，人心与人性中的美好也不会泯灭，他们让我们心存温暖，拥有生活下去的信心。

　　对他们说谢谢，虽然他们不需要这样单薄的话。他或她让我感受到，在世事沧桑之中，那种心地良善而简单清爽所带给人持久的感动和怀念。从未谋面，却那样地熟悉，那样地亲切，总会清晰地浮现在我面前，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本版图片 飞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