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负命运 活出尊严

（原标题：肩负命运 活出尊严）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日前，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新作《我和我的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中，梁晓声以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 “责任天使”与现实关怀 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位80后女性，出生在贵州山区，遭亲生父母遗弃后被收养，取名方婉之，从农家进入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方婉之长大后，因为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的变故以及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的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来到深圳打拼，无意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通过奋斗成了深圳居民，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虽然烦恼、无奈，担忧自己能否扛起亲情的重担，却终究没有袖手旁观。血缘带来的牵绊让婉之把自己变成了家庭的“责任天使”，她资助外甥杨辉实现了参军的梦想，后又负责供外甥赵凯读书、为他开家长会…… 梁晓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越要维护好这样的关系，否则我们真的变成完全孤独的人。”实际上，年轻人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是小说展示的亮点，也是作者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 小说中，婉之的养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从贫苦农家奋斗成为市长后，面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穷亲戚”，一直践行着“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贫”为社会分担责任。 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称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致力于书写平民，写他们如何通过走正道为自己争得一个未来，这种“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也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梁晓声在其作品中，常常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他也去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那些多数是被动的回应，是一种不屈不挠。在《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承担起家庭、生命与社会带来的责任。 与命运对话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通过不同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 小说中，婉之的养母提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么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和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人与生命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关怀。他既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主人公方婉之，从小就经历了命运的“玩笑”，幼小的她无法选择原生家庭；而长大后，她决定把握自己的人生，二十出头便只身前往深圳打拼，也目睹了亲戚与朋友生活中的种种幸福与不幸；后来，她结婚生子、事业平稳，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却在不到四十岁时患上癌症……面对波折的命运，她持续思考、与内心对话，认识到真实的自我，接受并拥抱命运。躺在手术台上的婉之心平气和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她默默想着：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病友喜欢。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这是婉之对命运的回答。 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 除了责任与命运，这部小说还关注了女性成长，写出了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在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伟岸的身影。 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者通过方婉之和她的好友李娟在深圳奋斗的历程，讲述了有责任感的女性成长。 李娟的形象颇具个性与魅力。她与婉之情同姐妹，互相扶持。她兢兢业业地打拼，最终成为超市老板；她为人仗义，在朋友倩倩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为保护倩倩而失去了左肾；她面对家庭的变故，坚强地扛起担子，照顾残疾的弟弟并为他谋出路；她义无反顾地与患病的张家贵结婚，给予他最后的温暖…… 少年时的方婉之曾问过养母：“如果我注定一生平凡，那可怎么办？”成年后，去深圳独立生活的她，在回到方氏老宅时，看到先辈的照片中，有进士、有医学博士等家族历史人物，自己“夜大在读生”和“个体户”的身份令她自愧不如。婉之还担心自己的平平无奇让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失望……而养父母的态度始终都是——做个平凡的好人，就是令他们最欣慰的，这不需要天赋。她在历练中不断成长，在思考中逐渐感悟人生。 在玉县护校的百年校庆上，婉之终于大声回答了自己多年来的疑问： “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我并不以平凡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没因平凡而懒散，从没因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 两位女性人物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保持对这个时代善好的想象，是这部小说珍贵的价值。正如李敬泽所评价的，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在困苦中，一个人如何走善好的路，这是更难的。 《我和我的命》，聚焦几位年轻女性的个人奋斗、自我成长和家庭社会责任，写出了人与时代和命运搏击时的韧劲和张力，写尽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鲜活。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日前，作家梁晓声的小说新作《我和我的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小说中，梁晓声以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

　　“责任天使”与现实关怀

　　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位80后女性，出生在贵州山区，遭亲生父母遗弃后被收养，取名方婉之，从农家进入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主人公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方婉之长大后，因为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的变故以及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的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来到深圳打拼，无意中成了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通过奋斗成了深圳居民，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虽然烦恼、无奈，担忧自己能否扛起亲情的重担，却终究没有袖手旁观。血缘带来的牵绊让婉之把自己变成了家庭的“责任天使”，她资助外甥杨辉实现了参军的梦想，后又负责供外甥赵凯读书、为他开家长会……

　　梁晓声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在远方跟我们有亲情关系的人……社会越向前发展，我们越要维护好这样的关系，否则我们真的变成完全孤独的人。”实际上，年轻人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是小说展示的亮点，也是作者多年关注中国社会变迁和青年成长的最新体会。

　　小说中，婉之的养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他从贫苦农家奋斗成为市长后，面对作为“社会关系”的“穷亲戚”，一直践行着“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贫”为社会分担责任。

　　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称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致力于书写平民，写他们如何通过走正道为自己争得一个未来，这种“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也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梁晓声在其作品中，常常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他也去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那些多数是被动的回应，是一种不屈不挠。在《我和我的命》中，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内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主动承担起家庭、生命与社会带来的责任。

　　与命运对话

　　在《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通过不同人物之口，表达了他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

　　小说中，婉之的养母提道：“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么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和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三者合在一起，构成人与生命的关系。

　　作者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深切的关怀。他既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主人公方婉之，从小就经历了命运的“玩笑”，幼小的她无法选择原生家庭；而长大后，她决定把握自己的人生，二十出头便只身前往深圳打拼，也目睹了亲戚与朋友生活中的种种幸福与不幸；后来，她结婚生子、事业平稳，过上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却在不到四十岁时患上癌症……面对波折的命运，她持续思考、与内心对话，认识到真实的自我，接受并拥抱命运。躺在手术台上的婉之心平气和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她默默想着：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病友喜欢。

　　生活依然复杂，生命依然昂扬，奋斗依然坚韧，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和自己相依为命，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这是婉之对命运的回答。

　　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

　　除了责任与命运，这部小说还关注了女性成长，写出了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在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伟岸的身影。

　　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作者通过方婉之和她的好友李娟在深圳奋斗的历程，讲述了有责任感的女性成长。

　　李娟的形象颇具个性与魅力。她与婉之情同姐妹，互相扶持。她兢兢业业地打拼，最终成为超市老板；她为人仗义，在朋友倩倩遇到危险时，挺身而出，为保护倩倩而失去了左肾；她面对家庭的变故，坚强地扛起担子，照顾残疾的弟弟并为他谋出路；她义无反顾地与患病的张家贵结婚，给予他最后的温暖……

　　少年时的方婉之曾问过养母：“如果我注定一生平凡，那可怎么办？”成年后，去深圳独立生活的她，在回到方氏老宅时，看到先辈的照片中，有进士、有医学博士等家族历史人物，自己“夜大在读生”和“个体户”的身份令她自愧不如。婉之还担心自己的平平无奇让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失望……而养父母的态度始终都是——做个平凡的好人，就是令他们最欣慰的，这不需要天赋。她在历练中不断成长，在思考中逐渐感悟人生。

　　在玉县护校的百年校庆上，婉之终于大声回答了自己多年来的疑问：

　　“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小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与能力无关……我并不以平凡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没因平凡而懒散，从没因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1’……”

　　两位女性人物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保持对这个时代善好的想象，是这部小说珍贵的价值。正如李敬泽所评价的，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在困苦中，一个人如何走善好的路，这是更难的。

　　《我和我的命》，聚焦几位年轻女性的个人奋斗、自我成长和家庭社会责任，写出了人与时代和命运搏击时的韧劲和张力，写尽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