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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等15城入围第五届广州奖:常态化疫情防控新阶段 全球共商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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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城市治理迎来重大考验。提升全球城市治理水平,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变得迫在眉睫。

(原标题:重庆等15城入围第五届广州奖:常态化疫情防控新阶段 全球共商城市治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各国城市治理迎来重大考验。提升全球城市治理水平,坚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变得迫在眉睫。

“新冠肺炎流行使城市和城市决策者处于战斗一线,迫使大家调整政策、反思我们的城市发展并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在2月3日举办的第五届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简称“广州奖”)初评结果发布会上,世界大都市协会(METROPOLIS)秘书长奥克塔维·德·拉·瓦尔加在致辞中说道。

广州奖日益成为全球地方和城市层面推进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新城市议程》的重要平台。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广州奖办公室了解到,第五届广州奖共收到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175个城市的273个项目申报,包括澳大利亚安利、奥地利维也纳、巴西圣若泽杜斯皮尼艾斯、中国重庆在内的15城脱颖而出,成为初评的15座入围城市。

“广州奖一路走来,从2012年设立到举办第五届,一直朝着不断创新的方向发展。随着联合国《新城市议程》及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出台,城市治理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我们要沿着这样的方向和目标不断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对城市创新的思考和建议。”发布会上,广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世界大都市协会亚太区秘书长刘保春向现场媒体说。

关注抗疫创新之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更凸显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此背景下,第五届广州奖在表彰促进社会、经济、环境可持发展的创新举措之外,特别拓宽了参评范围,收集各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的创新方案参评,旨在优化应急情况下的政府治理水平,提高城市治理韧性。

今年参评项目中有不少涉及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案例,涌现出一批抗疫创新之举,项目关注的重点也各不相同。

例如,中国重庆提交了“以创新的紧急解决方案处理疫情城市医疗废弃物”的项目成功入围。疫情期间,重庆市生态环境局采用了创新的“三级应急机制”来处理城市医疗废物。与此同时,重庆还帮助武汉建立并运营了一个新冠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应急处理中心,处理雷神山和火神山临时医院及其他16个区的医疗废物。

“重庆有创新解决方案,不仅帮助了重庆本身,还援助武汉处理医疗废弃物。这是值得表彰的做法,不仅可以在城市内部消化解决医疗废弃物,而且能够直接把方案用于援助其他城市。”第五届广州奖技术委员会成员、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和建筑环境系主任、可持续能源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艾历·切希如此评价。

此外,印度奥里萨邦的项目也关注了新冠肺炎疫情。与重庆不同的是,他们从劳动力就业角度进行创新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之后,封城的压力导致劳动力大量回流、返乡。为此,奥里萨邦政府启动了《城市工资就业倡议》,按规定日薪保证城镇劳动力的每年最少工作天数。除了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给城镇贫困劳动人口造成的经济压力外,政府还将该举措作为一项长期的扶贫措施。据了解,奥里萨邦是印度第一个实行城市工资就业计划的邦。

对此,第五届广州奖技术委员会认为,该项目示范了政府如何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为弱势群体提供安全网,同时通过公共工程来增强城市的适应性。在有着类似情况的发展中国家及城市里,《城市工资就业倡议》很有意义、可推广且具有创新性。

全球城市治理新趋势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新阶段,我们需要怎样的城市?纵观来自全球各地273个参选项目,经历了不平凡的2020年,城市管理逻辑出现了哪些转变?对此,多位专家都分享了对于全球城市治理新趋势的看法。

世界城地组织秘书长艾米莉亚·塞兹表示,“一方面,人们在疫情期间更关心居住环境的改善。她指出,疫情期间要封城和居家隔离,对于居住条件恶劣的居民来说其实是很大的挑战。从今年的申报案例来看,许多城市都关注到这一问题。”

另一方面,城镇流动人口的问题也引起了更多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生活安全性的保障问题,在疫情期间更为凸显。“这可能是在过去一年间城市治理者需要考虑最多的问题之一。”艾米莉亚说。此外,在公共卫生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使人们再次认识到建立全球公共卫生防御体系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包雅钧则从城市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讨论。在他看来,过去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主要靠劳动力、资金、资源等要素,现在则强调调整制度关系和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同时加强科学技术应用。从根本上讲,经济发展增长依赖于人的积极性的发挥。城市治理创新就是要创造一切可能,通过制度、技术等的努力来调动人的积极性。

具体到中国,他进一步表示,中国城市治理当前面临的痛点和突破方向仍是政府治理现代化问题,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决,即治理职能现代化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治理职能现代化虽不断深化,但仍处在过程之中。治理体系现代化则是对职能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有助于职能的调整,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社会、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包雅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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