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泛地谈论内卷没有意义

刘波/文 一年多以来，“内卷”成为中国网络舆论场中最热的词汇之一。这个原本隐藏于学术界的词语，被赋予了诸多新的意义，用来形容焦虑、恶性竞争、“鸡娃”、996、人被物化等诸多现象。

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因传统稳定社会中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世界观被打破，人们被抛入无处不在的竞争关系，焦虑感的涌起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该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或东亚，与其说它是地域性的，不如说是时代性的。而且是否能用内卷这个词来描述和定义这种现象，恐怕也值得商榷。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最早用内卷（involution）来形容印尼农业发展中的现象，即农业的精密化和人力投入的增加并未带来人均产出的增加，生活水平长期停滞。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这符合经济学里边际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并不是专属于东亚农业社会的特征。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存在着人口增长导致贫困化加剧的情况，故此马尔萨斯才提出了其阴沉的人口论。这种困境后来是随着生产率的提升、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得到解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则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过程。也许正是因为内卷概念可以用边际收益递减来取代，而且不宜将其扩大化，用于解释经济之外的现象，所以提出该概念的格尔茨，并未将其深化为某种普遍性的理论。

而在中国网络舆论中，内卷被用于解释林林总总的现象，这种空泛化的使用，其实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现象与问题，也导致一些属于经济生产、政治、社会主导意识方面的问题，被简化为个体或组织的心态问题。这种模糊的使用方式，不仅无助于理解和改变现实，反而混淆了不同现象，容易演变为一种本质论和宿命论，除了加剧社会焦虑感即所谓的内卷之外，并无其他益处。

因此我们应当区分被贴上内卷标签的不同现象，其实质是什么。具体而言，有的内卷其实是边际收益递减效应的显现。改革开放之处，当传统的人为割裂市场、压抑创造力的桎梏被打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轮飞速增长，这其实是原有增长潜力的释放。但在这一进程的能量逐渐耗尽后，靠发现新市场而赚快钱的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进入精耕细作和耐心培育新的增长点的阶段。这时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就开始下降，但这其实是普遍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不值得为此而哀叹彷徨。

解决方案一是通过鼓励创新来挖掘新的增长潜力，二是在社会意识上鼓励人们放弃追求一炮而富的心态，通过谨慎细致的努力来追求质的提升。企业在新常态下采取的一些不重短期绩效而重长期发展潜力培育的努力，如企业文化建设等，不宜称之为内卷而污名化。

而另一种所谓的内卷现象，即人们争夺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的现象，则主要是供给不足、体制内外资源分配不均、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原因导致的。主要解决方案是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增加社会服务供给；进一步改革政府职能，精兵简政，打破体制身份与福利、待遇的挂钩，代以普遍性的公平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户籍制度，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提高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质量，实现普遍繁荣，以改变人们拼命挤进大城市争抢优质资源的动力。

还有一种生活加给人们的重担，是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导致的。亦即，在政府机关、国企等组织里，过度奉行上下级之间指挥命令的行政逻辑，由上级拍脑袋决策，强调领导对组织的控制而非真实效率的发挥，上下级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这种现象也有向民营企业、大学等组织内蔓延的趋势，造成这些组织内的弱势群体的繁忙和彷徨。这主要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应当通过组织文化的改革来改变，应当赋予组织内的弱势群体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形成上下级之间平等相待、互相监督的民主合作机制。

996等内卷现象的起因则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的不足，解决方法主要是落实劳动法并提升劳动者的维权意识。还有一种所谓的内卷是一种只强调权力、物质收益和绩效的成功观笼罩在从学生到成年人的头上，导致长期抑郁焦虑等。其解决主要是依靠社会观念的更新和文化演进，如让官本位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等，当然更均衡的社会发展、贫富差距的缩小、各种行业的繁荣能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现实条件。

总之，所谓的内卷其实是由形形色色的情况组成的，其肇因不同、机理不同、解决方式也不同。用一个笼统的内卷概念来统摄这一切，既不符合清楚理解现实的智识要求，也会令人更加困惑和迷茫，形成越说内卷越在情绪上和行为上陷入无效内卷的恶性循环。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有时也是因为人们为避免触及某些“敏感”话题而以内卷作为遁词。因此畅所欲言的舆论环境、对现实的清晰认识和高质量的公共讨论，才是这一问题的最终解药。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