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提案的背后：推动创新需要什么样的改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宋笛 这是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强第二次带来有关研究生招生单位指标的提案，与2020年的提案相较，在这份提案上，易建强在数据统计上下了更大的功夫。

在这份名为《关于研究生招生单位招生指标权限的现状与建议》的提案中，易建强搜集了47所高校、18所科研院所近两年的导师数量以及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数量，并进行了比对。

比对的结果显示，在高校中，平均每位博士生导师/正高级教师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大约为2-4名、每位硕士生导师/（正高级+副高级）教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大约为4-8名。按照博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实际上可能基本都四年）、硕士研究生学制也为三年计算，每位博士生导师/正高级教师一年只能招收约1名博士研究生，每位硕士生导师/（正高级+副高级）教师一年只能招收约2名硕士研究生。

而在科研院所中，每位博士生导师平均只能招收约0.5名博士研究生、每位硕士生导师平均只能招收约0.6名硕士研究生。

“我们团队的年轻硕士生导师有科研项目，但不能保证每年都分配到招生指标”，易建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有关研究生指标、招生方式的建议、提案在历年两会中并不罕见，但在2021年这个时间节点上，其紧迫性进一步凸显。

易建强认为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国家重大专项、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等科技项目陆续启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拉开序幕。这些科研项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相应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长期参与，是培养和锻炼青年人才的绝好机会，也是青年人才施展才华的好战场。在目前的国际大环境下，这类人才的供给主要要靠我国自己解决。

对此，易建强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对招生单位进行分类管理，赋予不同权限；第二、设置合理的导师人均每年招生名额上限；第三、上级主管部门负责研究生招生名额备案；第四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管，宽进严出，保证质量。

“计划经济”是易建强提案中连续两年用到的一个词，易建强在提案中表示国家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编制和安排研究生招生计划。由于未充分考虑到各招生单位的实际需求、没考虑到我国社会跨越式发展对人才的急剧需求、也没考虑到现在的研究生导师整体愈加年富力强等因素，编制的计划没能与时俱进，难以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

中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是如何确定的？教育部曾经在答复相关提案时提及目前研究生招生指标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总量，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根据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确定的五年、十年高等教育发展目标，结合国家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情况，提出安排建议，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后执行。

“我国这些年超常规发展，而计划部门并没有及时调整。无论是高校还是科研院所，导师队伍发展迅猛，远非十几年前可比。国家在科技的投入及各类科技计划也大幅增加。相比之下，国家计划部们对各单位需求并不了解，可能也没有深入调研，因此还是每年按2%—3%左右的增长做计划”，易建强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今年两会带来了一份《“十四五”要让自主创新落地生根，打破科研领域的“计划经济体制思路”正当时》提案，这份提案中，也用到了“计划经济”一词。

在这份提案中，周汉民提出我国一直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但科研领域仍存在“国家组织专家论证规划+科研单位和企业竞标”这种“计划经济”色彩较浓厚的体制，制约了创新的积极性，这种“计划经济”的色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科研规划“不贴肉”。科研规划往往以“跟热点”为主，只知这些所谓的国际前沿和热点，而并不知其形成的土壤；二是科研项目“不匹配”。政府设立的各类科研项目一般由专家讨论决定，对于企业的需求和痛点不熟悉、不清楚、不了解。

“在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之时，我们如何抓住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规则尚未形成的关键时刻，来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并形成中长期的数据化发展战略是当务之急，而在这当中，核心是人才，核心是教育，核心是科研队伍的披襟斩棘”，周汉民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为此，周汉民建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将国家的期望、企业的痛点与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探索建立“市场化”科研体制，一是在立项环节，更多倾听企业心声；二是在评价环节，将企业纳入评价主体；三是在转化环节，促进市场化科研成果转化。

代表、委员密集为科研体制改革建言的背后，中国科研领域正在经历一次快速的发展。

2020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预计已经达到2.4万亿，在整个“十三五”时期的年平均投入增长达到11.8%；基础研究投入在2019年达到6%，以投入主体看，高等学校研发支出占比在五年时间持续增长，从2015年的7%逐步增长至2019年的8.1%。

这种投入的强度在接下来还会进一步提高，3月5日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及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0.6%。

这也意味着在中国科研力量快速发展的同时，从教育至科研项目体制，围绕科研的各项管理体制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以适配“创新”在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 “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完善项目评审和人才评价机制，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

2021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也提出开展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对创新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支持力度。实行“揭榜挂帅”“业主制”“里程碑式管理”等制度，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一体化部署。完善基础研究支持体系和组织方式，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工程建设等创新链各环节进行统筹谋划部署，解决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瓶颈问题等。

这将会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可以预计，随着科研经费投入的快速增加，中国科研领域围绕体制机制、学风建设等等，将会进行一系列持续性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也很明确，即使科研人员能够沉下心来，“以‘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教授，韵网创始人颜振军看来，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数点关于科研体制改革的内容都很重要，也是改革的趋势。

颜振军建议，在科研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将不同种类的科学研究进行分类管理。比如说基础研究是长周期的，科学家应该是自主寻找研究方向，管理的应该是宽松的、弱约束的，而不是目前的短周期、强约束的方式；应用型、技术开发型的研究，应该以企业为主，以企业具体的需求为研发方向，企业提出需求了，政府的钱交给企业，再由企业进行开发研究，在研发过程中，以企业为主体再与研究机构、高校等进行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