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货币财政政策不宜有大调整 应对气候变化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

财联社（北京，记者 姜樊）讯，近日，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王信再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对于近期货币政策，由于疫情冲击，各国经济都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货币财政政策不宜有大的调整，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健，要更加精准支持经济复苏，同时防范金融风险。而应对气候变化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王信认为，各国都存在支持性货币政策不容易退出的问题，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这次疫情，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退出是很难的，会面临市场和社会各界比较大的阻力。我国也创设了直达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六稳”、“六保”，这些都非常必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要尽可能地维持相对正常的货币政策取向。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除了维护价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外，应该更加关注就业。但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要更加关注就业，不一定马上就把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王信指出，就业数据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关于货币政策对就业目标作用的机制，目前的认识还有待深化。

王信认为，在基准情形下，我国名义GDP增速和债务增速将在2021年末回归至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但受疫情期间新增债务影响，宏观杠杆率仅比2020年末略有下降，2022年还将小幅下降。“只有债务增速明显下降，宏观杠杆率才能有效收敛，所以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控债务的关系。一方面，宏观经济要保持适当增长，否则债务率可能更快上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政府、企业、居民部门债务的增长，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而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王信认为，从一开始进行政策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如今越来越多的央行、金融监管部门考虑采取政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我们也在积极地考虑中。要关注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承受力和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此外，王信表示，气候问题非常复杂，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时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其作用机理、渠道等方面的认识都有待深化，需要在以下方面较早进行研究和准备。第一，碳核算标准、信息收集和披露，尽快从自愿披露走向强制披露。第二，金融监管部门、央行应要求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第三，央行要研究在金融体系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中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广义碳金融市场，至少包括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电力市场、绿色金融市场。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有望形成良性互动。”王信认为，下一阶段，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第二，完善碳金融市场建设；第三，提升碳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第四，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第五，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低碳项目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直接投资。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中国未来货币政策与绿色金融发展

对于近期货币政策，由于疫情冲击，各国经济都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货币财政政策不宜有大的调整，货币政策应该保持稳健，要更加精准支持经济复苏，同时防范金融风险。需要高度关注的是，各国都存在支持性货币政策不容易退出的问题，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这次疫情，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退出是很难的，会面临市场和社会各界比较大的阻力。我国也创设了直达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六稳”“六保”，这些都非常必要。从我国实际出发，要尽可能地维持相对正常的货币政策取向。

为了支持低碳绿色发展，应该考虑通过货币金融政策更好地推动金融机构以低成本资金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于货币政策在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国际上还有比较多的争论，有些央行和专家认为，应该更多地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如今越来越多的央行、金融监管部门考虑采取政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因此我们也在积极地考虑中。要关注相关政策的可持续性，承受力和对金融风险的影响。

应对气候变化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从一开始进行政策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中，除了维护价格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外，应该更加关注就业。我们支持“六稳”“六保”，稳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货币政策操作中，要更加关注就业，不一定马上就把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框架，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因为就业数据的质量还有待提高，关于货币政策对就业目标作用的机制，我们的认识还有待深化。无论如何，在货币政策的制订中，要更多考虑就业因素，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国际上有很多有关“公平转型”的讨论。即很多高碳行业可能会面临退出，相关就业就会受到很大负面影响。对此，政府要积极应对，货币政策也要高度关注。当然在这个方面，货币政策并非最主要的政策，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作用。

关于稳增长和防风险，最近我们研究局的同事借鉴纽约联储和欧洲央行的方法，采用修正的VaR模型对未来两年我国的宏观杠杆率进行预测，这对于疫情后经济复苏，还有金融风险防范都比较重要。我们初步的结论是，在基准情形下，我国名义GDP增速和债务增速将在2021年末回归至2019年疫情之前的水平。但受疫情期间新增债务影响，宏观杠杆率仅比2020年末略有下降，2022年还将小幅下降。只有债务增速明显下降，宏观杠杆率才能有效收敛，所以需要平衡好稳增长和控债务的关系。一方面，宏观经济要保持适当增长，否则债务率可能更快上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政府、企业、居民部门债务的增长，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绿色低碳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日前，G20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恢复建立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要高度重视、防范气候变化相关金融风险。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达成共识，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将是未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

气候变化相关的金融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在各国央行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中，还没有真正地把气候因素纳入宏观审慎框架，但相关研究和准备工作都在进行。气候问题非常复杂，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时点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其作用机理、渠道等方面的认识都有待深化，需要较早地进行研究和准备。

我们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工夫：

第一，碳核算标准、信息收集和披露，尽快从自愿披露走向强制披露，需要金融机构做起来。

第二，金融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应要求金融机构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

第三，央行要研究在金融体系的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中考虑气候变化因素，所以人才的准备、机制的准备等都要大力强化。

我国广义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有望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向第一大经济体迈进，中国也是第一大碳排放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30·60”的目标，这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指明了方向，需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碳金融市场，其发展潜力巨大。国内碳金融市场将出现更多的金融工具，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投资者，市场交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广义碳金融市场，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目前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正逐步建立，应进一步扩大该市场的覆盖面，增强其金融属性，引进更多的参与机构，增加更多的包括碳排放权期货在内的金融产品，更好地发挥碳排放权市场的定价作用，动员更多的金融资源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二是电力市场，包括传统的化石能源发的电，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的电，最终新能源的发展都要体现在电力市场的发展，所以电力市场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现在我们的电力市场同样的也是以现货市场为主，而且比较零散，没有形成很好的定价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未来我国电力市场发展空间也非常大。

三是我们常说的绿色金融市场，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信托、绿色保险等一系列产品的金融市场。我们需要进一步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广义碳金融市场，补短板，提高我们碳金融市场在全球碳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与人民币的国际化形成良性互动。

下一阶段，我们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建立碳排放强度和总量的双控制度，强化相关约束，使相关主体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参与碳市场交易。

第二，完善碳金融市场建设，包括有序增加各类市场主体、增加金融市场工具，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现在国际上对于绿色低碳投资、可持续投资已经成为风尚，相关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性很高。

第三，提升碳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相关市场的交易、结算、交割、监管等规则都要积极向国际标准靠拢，提升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条件成熟时推动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

第四，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绿色金融中心、人民币绿色资产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中心，支持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绿色金融中心，创造条件增加内地和香港碳金融市场的联系。

第五，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低碳项目人民币计价结算的直接投资，一方面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进一步走出去。

总之，在我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人民币国际化之间，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