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全国政协委员周健民：应对产业科技风险点，政府应强化高端科技服务供给）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除了组织力量进行战略性重大攻关等策略外，在现有基础研究不足的形势下怎样进行产业创新的突破？政府又如何发挥作用？
3月8日，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中央常委、江苏省委会主委，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健民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21世纪》：对于当前中国科技“缺芯之痛”，你怎么看？
周健民：总体上，当前中国国内科技型企业的科技风险明显加大，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断供、关键技术供给不足、人才引进难、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加剧、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十分突出。
通过对12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的调查显示，技术研发路径单一、技术供应链受制于人、高端人才吸纳不足、产业科技投入强度低等成为当前产业的最大科技风险点。
《21世纪》：经过多年的发展，为何中国的核心技术仍然依赖国外？
周健民：从现实看，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因此我们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存在“卡脖子”、“受限制”、“难替代”风险，大部分企业的核心部分依赖外部关键技术或装备。虽然有些企业可通过国际第三方或国内替代，但会导致质量下降或成本上升，降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自主基础研究不足。因此，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并且，国家层面强调要健全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落实扩大经费使用自主权政策，切实减轻科研人员不合理负担，使他们能够沉下心来致力科学探索，以 “十年磨一剑”精神在关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是科技创新能否有重大突破的最大前提。
《21世纪》：基础研究的不足是否导致了技术研发路径的问题？
周健民：当前，最大的风险之一是科技产品迭代迅速，而我们对技术迭代风险认识不足，技术闭环风险凸显。
在技术研发方面，企业惯于单打独斗，愿意与高校院所合作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不足30%，部分企业虽然加入所谓的研发联盟，但在具体研发上并没有实现合纵连横。在国际技术合作方面有壁垒，很难获得技术方面的国际支持。
所以，我们要补足短板，建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要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关工程”，集中组织战略力量，进行任务导向的科技攻关，引导企业研发布局前移，破解头部企业缺乏所带来的核心技术无人引领的窘境。同时，要建设创新共性技术平台和核心技术验证平台，完善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验证—回馈—优化”的攻关机制。
《21世纪》：在基础研究不足的情况下，怎样让产业创新能够更好突围？
周健民：创新的实现要有高强度投入，保持竞争优势，获取垄断利润。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一方面，科技风险管控需要多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防范体系，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和化解风险的产业韧性。
另一方面，要鼓励开放，引导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支持企业瞄准国际龙头企业的关键核心零部件采购需求，主动融入其全球供应链，引导企业在竞争中提升装备水平、工艺水平和制造水平。对成为国际关键零部件唯一供应商的企业，应给予人才培养、研发投入等方面的支持。在智能制造装备等领域构建一批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隐形冠军”，为应对潜在风险储备“杀手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人才的培养。我的建议是，应该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引才模式，积极与国际猎头机构、国际性学术组织、商会等机构建立长效沟通机制，借力第三方组织开展招才引智工作；拓宽间接引才渠道，支持研究人员参与重大国际科研合作，利用项目合作发现能够服务国内的高层次人才；要按照产业链布局，建立重点产业人才名录，做好跟踪服务。
《21世纪》：政府怎样更好发挥作用？
周健民：对政府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保障，强化高端科技服务供给。
比如，要引导高新技术企业提升风险预警能力，加强沟通和信息披露，积极做好危机管理，建立重大科技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避免企业被列入“实体清单”。对研发实力强的企业，支持其完善研发体系，建立技术储备制度，提高技术迭代研发能力。优化企业供应链结构，积极拓展关键核心技术及重要装备的供货来源，有条件地提出国产化策略，设计替代被管制物资和技术的方案。
此外，要建立高端科技服务机构，提升风险精准化解水平，强化知识产权管理，帮助企业开展专利侵权应诉等。支持国际知名检验检测认证、战略咨询服务机构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支持高端科技服务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以高端服务护航企业国际化，建立境外科技合作、知识产权、商务信息共享机制，完善贸易摩擦应诉工作机制，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环境。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王海平 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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