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山：乡村振兴关键是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利

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李果 北京报道

作为“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于下一阶段的农业农村发展作出新的部署。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要素开放流动的农村产权格局下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的财产权利，仍是难点，亦是改革重点。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农村发展研究所原所长张晓山。

乡村振兴、农民增收钱从哪来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非常系统化地提出了推进乡村建设，这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钱从哪里来？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向农村支出的财政资金将显著提升，比如调整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模式？

张晓山：除了继续增加财政一般公共预算的“三农”投入占比外，也要拓宽资金筹措渠道。其中，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式。

事实上，土地出让收益的分配比例已经在调整，过去我们是“取之于乡，用之于城”，在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背景下，现在是“取之于乡，主要用之于农”。

如2020年《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要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到“十四五”期末，以省（区、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要达50%以上。

2018年、2019年、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对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要制定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考核办法，确保按规定提高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

若在“十四五”末期，用于农业农村的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50%以上，这对推进乡村建设乃至乡村振兴有极大的帮助。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这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调整，即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

《21世纪》：在优化农民收入、促进收入增长方面，农民收入包括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是否意味着，我们并不强调财产性收入的贡献，而是要着力推动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张晓山：事实上，在农民的四类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长比例是比较大的，如用于脱贫攻坚的资助、社会保障力度的增强等，农民的各项补助收入提升较快，2019年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达到20.6%，较2013年提升3个百分点，占其可支配收入五分之一。

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是不由农民和农村来决定的，如发展种植业、养殖业，与宏观经济和农产品供求形势有关，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其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的比重依赖于宏观经济环境。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的是财产性收入的提升，2019年末其仅占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可以说，这是未来最大的增长点，同时也是当下农民增收的最大短板。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央一直在提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但是现在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不大，说明各级政府需要在未来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同时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如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入市交易等。

另一方面，转移性收入在未来也会继续向农村倾斜，这方面的增收潜力也值得期待。

传统小农户要成为现代小农户

《21世纪》：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调整方向，但进展一直很缓慢。其中涉及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地方土地财政等问题，你有什么建议？

张晓山：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各项探索持续已久，其中包括宅基地如何进入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问题。我认为，这方面的探索会继续在慎重稳妥的原则下推行。

另外，我也认为，要搞活农村经济、推动农村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并非唯一方式，地方政府应该帮助农民用好用活各项“资产”。如土地方面，通过出租、合作、入股、联营等各种方式，发展康养、休闲旅游业，把农民自己的地用好，并为自己所用。在实地调研中，我发现发展得很好的乡村，大部分是通过盘活农村土地而实现的。

《21世纪》：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是其中重要的实现方式，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状是，我国农村地区依然有很多一代、二代的返乡农民工，依然以家庭农业生产为主。这一部分群体的农业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

张晓山：应当对从事农业经营主体有充分的认识和判断，我个人认为目前的局面是多元并存的。如在农村，有1亿多农户是自己经营自己的土地，同时还有新型农业主体、农业企业等不断出现，但多元农业经营主体并存的局面还将在短期内持续。

对此，我们要有耐心，小农户在短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中央一直提出的是要适度规模经营，不能造成小农户被大农业吞噬的局面。另外，我们怎么样使得传统小农户，纳入现代的农业轨道，也是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社会服务体系完善、各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土地托管经营等，也需要有很多制度和创新组织去构建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的平台。

总之，在目前阶段，发展现代农业，推进乡村振兴，不能抛弃传统小农户，而是要把传统小农户成为现代小农户。

资本下乡不应看短期利益

《21世纪》：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你对未来工商资本下乡的趋势如何看待？这是否打开了一个更大的窗口，但与此同时，随着土地和人工成本的提升，资本下乡的收益在压缩？

张晓山：资本下乡的主体，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家，都要对投资于农业农村有清醒的认识。这个认识就是：农业农村的投资是长期性的，只有忍得住寂寞，守得住短期的亏损，坚持下去才能真正从中获益。从我接触很多的企业家情况看，他们都认为投资农业农村的前景是很不错的。毕竟农业农村是朝阳产业，立足于14亿人的吃穿、旅游等。

此外，资本下乡要和本地的资源结合，形成共生共荣的关系，共享乡村振兴的成果。无论是资本方，还是村民或集体经济组织，都要有长远考虑。

从地方政府角度看，也要进一步为下乡资本提供有利于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兑现招商引资的承诺，并使得相关税收优惠获得保障。

《21世纪》：在我国众多乡村中，并非每一个乡村都具备了振兴的要素，到底怎么样的乡村才有望实现振兴？

张晓山：对于乡村振兴要有清晰的认识，即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步，一部分乡村消亡不可避免。但乡村振兴和一部分乡村消亡不是对立的，一定要在合理规划下，使得部分乡村退出历史舞台。

比如，最近很热的电视剧《山海情》，也讲述了一个乡村退出历史舞台的故事。但人的退出，却实现了这个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从全局来看，也是有益的。

总体而言，一些区位条件好、地理位置佳、资源禀赋厚的乡村，及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乡村，在未来的发展很可观，并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有效的载体。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对乡村振兴会产生什么作用？

张晓山：数字经济在推进农村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推进乡村治理上，有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政府、相关企业的帮助和带动下，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在填补，这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农村的发展，本身要有平台和依托，如网络覆盖率、智能手机拥有量等，如直播带货在农村的兴起，也要求进一步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

总体上看，数字乡村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振兴，也促进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和新业态的发展，是未来农村发展的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