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梁建章：教育与房价是压制生育率的两座大山 建议多孩家庭买房减免土地金

（原标题：专访梁建章：教育与房价是压制生育率的两座大山 建议多孩家庭买房减免土地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饶贤君 5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主要数据，全国人口共141178万人，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7206万人；2010年到 202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此外，还有几项重要指标：0-14岁人口占17.95%，15-59岁人口占比63.35%，60岁及以上人口占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5%，少儿人口比重回升，老龄化程度加剧；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0199万人，占63.89%，城镇人口比重相比2010年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62人，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

关键指标的变化持续影响着各行各业对商业逻辑和发展思路的全面梳理和反思，少儿人口的增长是否可持续？如何面对老龄化社会？与人口紧密相连的房地产、消费等行业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携程联合创始人、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认为，中国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建议，例如“减免多孩家庭买房的土地金”“每个小孩奖励100万元”等。

做出一系列人口问题判断的核心思考是什么？房地产行业与人口更深层次的关系是怎样的？建议政府百万元奖励多生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带着这些问题，经济观察报与梁建章进行了深度对话。

二胎与低生育率

经济观察报：乐观的观点认为，放开二胎政策是新中国人口的又一转折点，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梁建章：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出生人口为1200万，比2019年下降了18%，比刚刚放开二胎的2016年下降了33%，几乎成为新中国有记录以来新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最低的一年。按照这个数字可以推算，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3。

而1.3的生育率还不是稳定的生育率，今后还会继续下降。因为在这个生育率数据中，还包含了正在逐步消失的二孩堆积效应。

所谓的堆积效应，是指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行，此前曾因政策限制而无法实现的二孩生育意愿在短期内集中释放，尤其考虑到身体条件对于生育的影响，很多即将错过育龄的中年妇女，往往会在政策解禁后的第一时间就预备生育二孩，从而会在特定时间内带来额外的生育率。

堆积效应到底有多少，我们可以根据2019年的数据来估算——2019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47，其中一孩生育率0.659，二孩生育率0.664，三孩及以上生育率0.146。这组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孩率高于一孩率。

按照常理，没有“一孩”也就不存在“二孩”，所以自然状态下的二孩率必然小于一孩率，实际大约只有一孩率的一半。所以面对上述反常数据，可以大致推算出，堆积效应使得近几年的生育率比自然生育率多了0.2~0.3个孩子。

按此推算，虽然2020年的生育率为1.3，但去除堆积效应后，自然生育率只有1.0~1.1。这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与很多欧美发达国家1.6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少了0.5个孩子。就算跟少子化严重的日本相比，也要比他们的1.4还少了0.3个孩子。

再次强调，虽然1200万的出生人口比上一代人少了一半，但这不是底，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在2020年，这个育龄高峰年龄段对应的，是在1985到1998年之间出生的女性。

根据现有的人口统计数据可以看到，在未来十年，中国处于22岁到35岁育龄高峰年龄段的女性相比现在将锐减30%以上。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也许是全世界最低。

如果不能显著提高生育率，那么“十四五”期间我国的出生人口将会继续下降，人口形势十分严峻。

经济观察报：冰冻三尺不会是一日之寒，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生育率走低的趋势？

梁建章：其实根据我们近几年的研究，中国生育率降至世界最低水平一点也不奇怪。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趋势。

但同样是现代化和城市化，之所以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比所有发达国家更加严重，除了中国实行限制生育的政策之外，还有三个原因所形成的特殊性：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是最高的；第二，中国孩子的教育压力和成本是最高的；第三，中国的生育环境远不如发达国家友好，在产假制度、幼托机构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

世界一线城市与中国主要一二线城市房价收入比

这三个原因导致了中国大城市里的养育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因此，生育率也继续走低。而且伴随着进一步的城市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还会继续下降，如此低的生育率，意味着每代人口会减少一半。

在现代经济中，人口越多，工业和服务业就越容易发展，生产效率越高，人均产值就会越高。人口密度越大，推广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就越小。同时人口越多竞争也会更加激烈，反过来也会促进技术的进步。人口的急剧萎缩，将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

房价与生育意愿

经济观察报：怎么解释教育与房价“两座大山”？

梁建章：年轻人为什么不敢生孩子？

一是沉重的教育负担，无效的应试教育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据估计，中国家庭每年用于补课的直接花费超过6000亿元，这还只是部分的直接财务支出，至于间接的支出，还包括每个孩子在应付高考和中考等各种考试的时间，以及家长所花的时间，这些浪费都是天文数字。

相比上一代人，现在进入高考考场的18岁学生多花了几千小时的时间，但学生所学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却并没有提高，考试之外的其他能力还可能下降了。这可以说是现行高考制度直接造成的后果。教育内卷对全社会来说是很大的浪费，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就不可能解决教育内卷的问题。

部分国家生育率和学习时长的关系

二就是中国的房价问题，大城市里的生育率远远低于小城市和乡村。这是为什么呢？虽然大城市里的生活成本高，但是大城市里的收入也高呀，如果做一些计算就知道，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城市里的房价收入比远远高于小城市。

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比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的房价收入比甚至是伦敦、东京、纽约的两三倍。与此同时，中国大城市的生育率也是全球最低的，北京和上海综合生育率只有0.7，在世界大城市中垫底，比新加坡的1.1、东京的1.2、香港的1.0还要低很多。但中国的建设效率，包括基建和建房的效率都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房子本来不应该是全世界最贵的。

那么房子为什么这么贵呢？中国大城市的房子贵主要是土地贵，土地贵主要还是因为供需矛盾。以北京为例，北京供地不足，和最近几年严控大城市规模的政策有关，但这种政策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北京、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应该有人口最多的大城市。东京和首尔都市圈分别有3700万和2400万人口，中国人口是日本和韩国的十倍以上，自然应该培育出人口更多的城市，根据我们的分析，北京和上海正常应该拥有4000万到5000万人口。

如果严控大城市的规模，限制所谓的供给，但是大城市的购房刚需仍然存在，就会产生世界上最贵的房价或者最高的房价收入比。除了推高房价，严控大城市规模还造成了很多其他的负面效应，如妨碍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发挥创新力的潜力等。

经济观察报：“十四五“规划提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65%，城镇化的进程还会持续，而地方财政对土地的依赖是短期无法消除的，这么说来，房价与生育率的矛盾似乎很难调和？

梁建章：实际上，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本身不是导致低生育率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住宅供地没有跟上人口的流动。

既然人们希望住到大城市，就要加大大城市的住宅供地。以上海为例，上海有1800平方公里的耕地，如果拿出来开发，完全可以多容纳一两千万人口。

在全国范围内，要让住宅供地跟上人口流动。发达地区自然吸引人口流入，而欠发达地区人口自然流失，我们的住宅供应没有跟上人口流动，造成了中国在发达地区供地不足，住宅供不应求，但是在欠发达的却是住宅供大于求。我们要做的，是让供地指标跟着人口流动，房价高的人口流入地区要加大供应，而房价低的人口流出地区就要减少供应。

更好的土地政策，是把加大住宅供地和鼓励生育的政策结合起来，让土地跟着未来的孩子走。

我的建议是，给多孩家庭购房补贴。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这样，只要对奖励多孩家庭的优惠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还有，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

鼓励生育

经济观察报：在房价、生育率、老龄化等方面，眼下的中国与90年代的日本都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中国有可能走上日本的老路吗？

梁建章：日本的人口政策经历了好几次变迁。

第一个重要节点是二战结束初期，日本军人被大量遣返回国，结婚率上升，同时战后死亡率下降，日本人口自然增长率得到大幅度上升。日本政府认为必须控制人口，于是从1948年开始，日本政府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

到了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人口政策迎来第二个节点。生育率持续下降，到了1989年，日本生育率创下了1.57的新低，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政府转变了人口政策，陆续出台了多项措施鼓励生育。

但此时鼓励生育已晚了20多年，日本实施鼓励生育政策后，近年来，生育率仍处于1.4左右的低位。鼓励生育效果不佳，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超过28%，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人口问题给日本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严重的老龄化加剧养老金的支付压力，日本政府想要解决政府债务问题，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龄，但这会加剧劳动力的老龄化，削弱其创新和创业的潜力。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进入90年代，日本创新的引擎很快失去了动力，几乎所有日本的高科技公司，都开始变得迟缓和保守。同时，当人口负增长时，经济增长停滞，企业会很少雇佣新的员工，这更增加了创业的风险。

日本深陷低生育率陷阱，由此产生的老龄化使得日本在高科技创新的竞争中被美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击败。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会自我强化，因为在老龄化社会中，年轻人越来越被压制和边缘化，不仅活力降低，结婚生育能力也越来越低，从而进一步降低了生育率。

就像我之前说的，如果没有强力的政策干预，中国的新出生人口很可能在未来几年降到1000万以下，生育率会比日本更低，人口的急剧萎缩，意味着规模效应和创新能力的持续弱化，进而出现综合国力的衰退。我们可以从日本人口发展史中得到启示，鼓励生育必须要及早进行，且需要一系列强有力的生育政策。

经济观察报：所以你提出了“一个孩子补贴一百万”这样非常大胆的建议，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能不能讲一讲这一想法是如何诞生的？

梁建章：要再次强调，如果剔除二胎的堆积效应，近几年中国的生育率几乎是世界最低的，所以说仅仅全面放开生育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更替生育水平，如何鼓励生育，应当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

当然，鼓励生育是一项综合工程，包括很多社会政策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复杂的教育和房地产政策改革等等。这些政策改革的推出和落实需要时间，短期见效比较快的措施，是给出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来直接补贴多孩家庭。

我们做一个生育率和家庭补贴的相关分析，可以看出来，用于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越多，生育率越高。每提高相当于1%GDP的支出用于家庭补贴，就会使生育率提高大约0.1个孩子。

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按照以上分析，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日本1.3-1.4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2%，如果中国需要把生育率从现在的1.1提高到发达国家平均1.6的水平，需要花费GDP的5%，提高到更替水平2.1，需要花费GDP的10%。

2020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00万亿元，GDP的10%，也就是说每年要花10万亿的财政支出，如果按照中国每年需要多生1000万小孩来计算，每个小孩需要给予差不多100万元的奖励。

当然100万是个平均数字，实际可以向二孩和多孩倾斜，也可以根据当地的生活成本浮动，形式上可以是现金、购房补贴、所得税或者社保减免，还有补贴企业的产假成本和幼托教育等。

现在是鼓励生育的好时机，因为中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还不严重，如果错过当前的鼓励生育时机，未来人口老龄化加剧，储蓄率下降，养老负担加重，财政上就会捉襟见肘，届时就拿不出这么多钱鼓励生育，那就会真正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