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对话葛红林：重点抓什么产业，融资和土地怎么解决？

（原标题：李稻葵对话葛红林：重点抓什么产业，融资和土地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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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晓丹 “政府在所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并且对这些经济体的市场表现和繁荣也至关重要，需要有一个新领域将政府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佛大学亚当斯讲席教授埃里克·马斯金(EricMaskin)表示。

5月22日，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共同举办的第三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暨Journal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s创刊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当天的论坛上，埃里克·马斯金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年均增长率远超10%，这与政府的参与有很大关系——政府帮助建立新的企业，参与了扩大和深化金融市场。

“中国成功的关键因素是愿意从已经成功的国家借鉴思路、技术。”埃里克·马斯金说。

埃里克·马斯金认为，“经济的成功与政府的成功密切相关”。如果看一下国内生产总值与所谓的营商环境指数（该指数与政府的参与有很大关系），可以发现做生意的便利程度，即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便利，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根据世界银行的指标，政治稳定与GDP、监管质量和法治水平密切相关，这些都取决于政府。

埃里克·马斯金希望政府不仅仅像公共经济学理论中那样，只纠正市场失灵，而是能够参与到市场中，就像在历史中实际看到的一样。既然政府在几乎在每个市场经济中都至关重要，那么政府采取一些举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政府采取了特定的行动，以及这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这就是这个新领域的总体目标。例如，在产业组织中，政府如何影响进入市场和退出市场的进程。

ACCPET研究院院长、SAGE学会联合会长李稻葵表示，政府的行为好坏，是由它的背后一系列机制所决定的，这些机制决定了政府的工作人员和决策者的行为，所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就是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观察政府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哪些政府的机制能够让市场与政府的行为成为最佳的匹配，从而让市场经济能够达到它最好的发展潜力，这是打造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初衷。

从企业到政府，再从政府到企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会长、成都市原市长葛红林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推动经济发展，有着深刻体会。

1998年至2001年，葛红林担任上海宝钢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兼上海宝钢研究院院长。随后，当时选派了一批干部到地方担任市长，2001年10月至2003年6月，葛红林挂职担任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挂职期满后，葛红林选择留下，2003年6月至2014年10月，先后出任四川省成都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人民政府市长、党组书记。任满之后，2015年2月至2016年2月，葛红林又回到了熟悉的工业领域，担任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副部长级），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做了11年半的市长，第一届的前3年，只是当了学徒，直到届满时，似乎找到了一些城市管理的感觉。进入第二届，社情民意了解更深了，透过现象看问题更准了，拍板决策更精了，也不容易被人蒙了。进入第三届，就有点游刃有余了，重大工作的成效开始展现了，也有了成就感。一个重大的工程、产业化项目，从招商到建设、从运营到盈利，往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葛红林表示，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的人因问题，不要变动太频繁。

葛红林举了一个例子，2007年京东方为了扩大液晶显示屏，提出在成都兴建4.5代液晶显示生产线，总投资是31亿元。葛红林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增发由成都兜底，解禁期可以通过二级市场退出，这个企业与地方政府投资模式被写进了哈佛大学的教案，后来京东方与合肥和重庆的合作也借鉴了此模式。

葛红林认为，这种模式成功与否取决于决策者的把握，所以地方政府促进产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介入具有风险的竞争性领域的模式，在合规性、风险防控、追责和免责等方面都需要不断深入探究。

机制设置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李稻葵与葛红林进行了一场对话，探讨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参与市场活动。

李稻葵向葛红林提了五个问题：

李稻葵：您做市长第一届花了三年的时间把情况摸清了，别人蒙不了你了，当时为什么要在成都重点抓产业？

葛红林：2001年决定要开发西部，中央组织部就在部委和央企抽调一批干部去当市长，当时我在宝钢，就去了成都担任市长（挂职）。之所以安排我去成都，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四川省认为要发展还得抓产业和工业，所以要找一个懂工业的人来做市长。另外，我在海外留过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第三，我在宝钢时管理了2万多人，可以找出东西部企业的差距。

差距在哪里？关键是在产业，产业发展了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李稻葵：哪几个产业值得抓？当时你选了钢铁吗？

葛红林：我对钢铁行业做出了调整，把钢厂从市区搬走了，因为污染太大不适合市中心。同时对钢厂进行了重组，但是不能将钢铁行业完全剔除。此外做出调整的还有水泥厂，对小水泥厂进行淘汰，把指标让出来给符合生产条件的大水泥厂，其实淘汰产能也是需要花钱的。

李稻葵：钢铁和水泥胃为成都的发展提供了原材料，那么当时对汽车行业是怎么考虑的？

葛红林：1997年重庆设立直辖市，成都的汽车基本就都迁走了，但是我认为一定要发展汽车，未来汽车消费量是很大的。汽车一个带动性最综合的产业，那么怎么发展呢？成都找到一汽，提出希望一汽集团到成都来设厂，后来也找来沃尔沃来设厂。

此外，还有软件产业，成都有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所以我们先抓芯片，英特尔在西部的第一条生产线就在成都，中芯国际也来了，甚至把西南的专利生产中心，也放在了成都。所以地方要找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

李稻葵：您抓这些产业，需要几个抓手，土地怎么样使用，如何融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有几个抓手？

葛红林：最关键的是营造营商环境，首先是金融生态，第二是基础设施，承诺一定要做。我有一个经验，每个季度召开一次外商座谈会，我做了11年半的成都市长，开了46次会议，分成七八个人的小会议，企业家来谈有什么问题，他们提完之后，我们再开大会，这个办法很管用。

承若的如何做到呢？我们有两点：第一，2004年专门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当时就提出要做规范化服务型政府，现在看还是很先进的理念，现在提出的是放管服，首先要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

李稻葵：挂职了一年多，为什么选了继续当市长？

葛红林：我到成都挂职，就是组织的信任，成都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西南重镇，一千多万人口。当一个城市市长是很光荣的，现在成都GDP排名在全国第六，看到成都现在的发展很好，我很高兴。当时有人认为搞工业的人不会抓农村，我们当时就用搞工业的理念来去发展农村。农业是抓手，水利是命脉，农业的出路是机械化，所以一定要规模化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