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最后的代课老师:工作一辈子身份未“转正”,千余元收入面临退休后保障难题)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56岁的程龙还在等待,等待有一天自己在编教师身份能通过认证。
程龙是甘肃古浪县黄羊川中心小学一名乡村代课老师。1985年任教至今已经有35年教龄。在过往的履历中他曾获得过包括荣誉校长、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在内的五十余项个人表彰,但由于代课老师的身份,没有编制的他面临着与在编教师收入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既体现在每个月的工资,也包括着退休后的社保和职业年金。程龙说,“现在我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元,其中有330元是今年1月县政府为代课老师增加的生活补助,在此之前每个月月工资为1470元。而如果是一名正式的在编老师,按照现在他的工龄一个月可以达到5000~6000元的月收入”。
程龙所在的古浪县隶属于甘肃省武威市下辖县。在这里,一名乡村代课老师与在编老师至少存在3000元的收入差距,此外,能否认定成为一名正式在编老师,在程龙眼里也是对他从教35年日复一日站在讲台上的一种肯定。
2015年,教师资格证在中国正式施行。想成为一名“在编教师”需要在持有教师资格证的基础上,按照机关事业单位“逢进必考”原则,再次参加由地区教育局或人事局统一组织的教师入编考试,两步之后再经过面试合格后,方可成为一名正式在编教师。
2018~2020年三年时间里,古浪县为解决代课老师问题,曾组织过三次转为正式老师的录用考试,100余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可三次考试中,程龙都因为年龄、精力等原因成绩未达标,也成为了剩下十九人中的一分子。
程龙认为,按照相关规定,受过县级或县级以上奖励的“代课老师”,可以直接转正入编。以其所了解的平凉市,对于他这样资历的老师已经直接转正了。
为此,在这一两年,他数次找到上级主管机关反映这一问题,也曾经写信留言给包括省级、市级主管机关。
程龙不明白,“几十年的从教生涯,获得过多项县市级荣誉,教出了一批又一批学生,这些人中有的已经成为了一名正式的人民教师,而这些难道不足以证明自己是一名合格的老师吗?”而就在今年3月8日,正在教书的程龙突然被通知转岗至后勤工作,从此不能再登上讲台。
程龙代表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根据教育部发言人在2010年发布会中透露,截至当年中国中小学有代课人员31万。
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要求全面贯彻“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对符合条件的代课老师予以转正。对不符合条件的进行转岗清退等。此后,为持续优化教师队伍,国家在2009年前后对存有代课教师的绝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清退,随着这项工作在各地持续开展,代课老师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包括程龙在内的十九人,极有可能是中国最后一批“代课老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应充分肯定代课老师在特定历史时期做出的贡献。现在各省市(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地方财政已经有能力解决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应对符合规定的“代课老师”承担责任,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
张国宝的烦恼
张国宝(化名)也是十九人其中一位。
张国宝今年已经59岁,还有1年退休。与程龙不同的是,尽管张国宝在古浪县任教已36年,但因为教师资格证及不符合计划生育等原因,不具备条件参加古浪县自2018年连续三次举行的代课老师录用考试。“我只有教师任用资格证,没有教师资格证,原来有过规定,2015年前可以把任用证明换为教师资格证,但我所在的地方信息不灵通,等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换取,现在就更不能换了”,张国宝说道。
这也成了张国宝的遗憾。教师资格证是指教育行业从业教师的许可证。2015年,教师资格证考试改革正式实施,改革后将不再区分师范生与非师范生区别,想要做教师必须参加这一国家统一考试,方可申请教师资格证。同时改革也打破了教师终身制改为五年一审,在考试中实行国考,考试内容增加,难度也在加大。
这也意味着接近退休年龄的张国宝,与代课老师转正的录用考试再无关系。在代课36年的时间中,张国宝曾同时担任过数学老师、语文老师。中国乡村小学,因为学生数量少,老师资源的匮乏,也需要当地老师身兼多个科目。
张国宝很自豪,“在教学成绩上,我都是名列前茅的。”但一个多月以前,他也同程龙一样,被通知不能再继续上课,转为后勤人员。目前在其所在的学校中,像张国宝一样不再上课的代课老师一共有3位。“我们教了30几年书,地方政府非说我们不合格要转岗,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早点辞退?”张国宝说道。
在张国宝从教的36年时间里,他的工资慢慢从几十元涨至今年的1000多元。“仅仅也只有正式在编老师的三分之一收入”。而对于他而言,更为急迫的是还有一年即将退休,但作为一名代课老师,当地财政是不需要为其缴纳任何社保和医保。
张国宝现在对转正已经不做想法。
程龙告诉经济观察报,“像我们这样的代课老师,退休之后只有目前这1000多元工资,没有医保,都是自己交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剩下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
包括程龙在内的几位代课老师,也曾找过相关途径,或通过写信留言向上级主管机关反映自己的诉求。对此,主管机关有回复,但没有解决问题。
5月19日,记者曾拨打古浪县教育局电话求证相关代课老师问题,对方表示负责领导外出开会将随后回电,截至发稿,相关领导并未回电。
遗留问题
储朝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代课教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1952年实行公有制后,原有私立学校转为公办校,由财政出经费向工农开门,学位一时间供不应求。在当时,能想到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合作社办学解决一部分学生的上学问题。这些授课老师不拿工资,只计入其个人工分,这也就成为了彼时的民办“代课”教师。
民办教师出现人数最多的是在1975年。据储朝晖回忆,那时候全国民办教师在岗人数大概有700余万人,到1986年颁布普及教育法规后,发现教师与教师之间在收入和待遇上差距很大,且同工不同酬。
近10余年,清退代课老师的工作一直在有序进行,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时间久远,部分代课教师证明材料或人证难以提供完全,也让认定工作屡屡出现挑战。
根据可考的公开资料显示,包括河南、深圳都曾在民办教师清退过程中出现热点事件。储朝晖认为,问题主要卡在民办代课老师的身份难以认定。换届后的地方领导班子没动力,也没意愿认领上届遗留的认定身份结果。
2011年,为妥善解决代课老师问题,教育部等4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重视代课教师在历史上的贡献,对解决代课教师待遇问题提出具体要求。2018年,国办发文《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又一次提出,推动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各地要严格规范教师编制管理,对符合条件的非在编教师要加快入编,并实行同工同酬。
十几年时间过去,中国大部分城市代课老师问题基本都得到解决,但在一些地方,这种遗留的问题依然存在。
除此之外,也有转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寻租空间。
储朝晖举例,“比如,河南安阳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要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的问题,政府也给出了一定的编制,但由于中间出现一些灰色空间,导致编制最终被占用。2000年以后,当时被占用民办教师找到地方政府,尽管当地政府承认在此之前确实有挪用名额等现象,但已经在岗的老师也很难再清除出去,导致这个问题难以解决。”
应有的待遇
目前暂无准确数据显示全国仍有多少代课老师,2010年,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在发布会中曾表示,全国中小学在彼时有代课人员31万,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在这次发布会中,续梅谈到由于代课人员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妥善解决代课人员问题,关键是要坚持地方政府统筹、依法治教、规范管理,确保不再产生新的代课人员,对现有的代课人员,地方政府要加大统筹力度,从本地实际和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出发,通过多种途径和办法妥善加以解决。
在此之后,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储朝晖对经济观察报表示,截至到现在,转编制的可能性基本没有。1997年各地实行“关、转、招、辞、退、停”后,新增民办代课教师的口子实际上已经慢慢关闭。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特别是在一些偏远地区财政收入不足,这也导致在当地代课老师数量依然没有得到减少,到2010年还有将近40万人。
在他看来,“应该肯定代课老师对中国普及义务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也应该考虑这些人的诉求和承担起责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中国大部分地方在代课老师问题上已基本解决。但在少数地区各种原因下,也有问题发生。比如,一些地方考虑财政原因,不管有没有编制,一味招聘临聘教师,还是增加了编制,却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实际上要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加大投入,保障所有教师的权利和待遇。
熊丙奇认为,想要全面解决代课老师问题,正确的思路是,对符合条件对代课老师“转正”,对不符合条件的进行转岗或者清退、赔偿。在现有编制不足时,利用稍长时间逐渐消化符合条件的代课老师的转正诉求。
随着程龙、张国宝等一批乡村代课老师逐渐步入花甲之年,如何安享晚年,妥善解决退休后的生活成为了他们最为迫切的诉求。
储朝晖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谈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的问题,主要是解决他们的养老保障等问题。一部分民办代课教师年岁已经临界退休时间,还有一些已经去世,地方政府也考虑这些人的实际诉求和问题。“地方财政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应承担起责任给予这些民办教师应有的待遇。”储朝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