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蓝筹地产】赵燕菁：人口多少不能看人数，而要看人均资本占有率

（原标题：【2021蓝筹地产】赵燕菁：人口多少不能看人数，而要看人均资本占有率）

经济观察网记者田国宝 5月25日，第18届蓝筹年会在北京举行，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经济学院及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赵燕菁表示，人口多少判定不是简单用人数来衡量，而是要结合资本和人口的匹配，从人均资本占用率来考量。

以下为赵燕菁演讲内容节选：

“七普”公布后，社会议论非常多，特别是对深刻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计划生育“国策”到底是功还是过？计划生育是应坚持还是要放弃？是否要追究当初提出后来坚持这一政策的责任？当初反对计划生育的被证明是正确的了吗？......等等。

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就事论事，正确的马后炮并不能保证未来的决策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把当年的决策放到今天的场景里，然后傲慢地认为我们比当时的人更聪明。一个显而易见的追问就是，为什么计划生育提出来时，中国只有6、7亿人口，那时会认为人口过剩，而今天我们人口总量翻倍，14亿了，反而有人觉得人口不足成了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只有在正确的分析框里，才能将人口问题还原到真实的历史场景。

可惜这样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并不存在。现有理论框架没有一个能回答何以人口总量少的时候人口过剩，人口总量多的时候人口却反倒不足。现有理论中，可以勉强被我们借鉴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人口学里的“马尔萨斯陷阱”，一个是经济学里二元结构理论的“刘易斯拐点”。下面我就在这两个理论基础上，提出我的分析框架。

所谓“马尔萨斯陷阱”就是在古典世界里，生产资料，主要是耕地、牧场，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速度越来越快。达到一个临界点，就只有通过饥荒、战争、瘟疫大量消灭人口，才能恢复生产资料和人口的平衡。无论西方还是东方，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了马尔萨斯的正确性。显然，如果人口增长不能伴随开疆拓土，抑制人口增长速度就是延缓经济走向崩溃的唯一条件。

所谓“刘易斯拐点”就是在现代经济里，不仅只有农业一个部门。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价格“无限”地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一旦非农业部门增长吸收的劳动力快过农业部门劳动力增加，劳动力市场就会从供大于求变为供不应求。由于这个转变是非线性的，所以存在一个“拐点”，越过这个“拐点”后，劳动力价格就会从农业生产率决定，转变为非农生产率决定。反映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力价格急速上升，劳动生产率低于边际上劳动力价格的产业就会衰败（首当其冲就是农业），甚至退出经济分工（产业外迁）。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不相干的理论合并为一个更一般的陈述，将经济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资本是马尔萨斯框架里的耕地和刘易斯框架里的非农部门；劳动相当于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的人口。资本是未来劳动创造现金流的贴现。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关系的恒等式。资本和劳动分别在等式的两侧，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资本和劳动镜像关系的假说：资本不足，人口一定过剩；资本过剩，一定人口不足。换句话说，人口过剩与否，是相对资本而言的。人口和资本过剩还是不足，是由双方互相定义的。

回到计划生育提出的历史场景，1962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建国以后最强烈的一次“内卷”——“三年自然灾害”。所谓“内卷”在我的框架里就是劳动增长快过资本增长导致人均资本下降的一种经济过程；“外卷”则是其逆过程，资本增长快过劳动的增长。由于建国后人口相对于耕地快速增加，中苏关系破裂后，外部资本来源断绝，资本相对人口的骤然萎缩，导致中国经济迅速陷入马尔萨斯陷阱。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不仅仅有计划生育，还有接踵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下放劳动”......这些都是资本急剧萎缩下城市人口过剩的必然结果。

计划生育的本质是通过限制人口增速使之与资本增速相匹配。为什么要通过国家推动计划生育？因为计划生育必须是集体行为，在资本有限的经济里，增加人口是一个家庭获得较大资本份额的理性决策，因为在一个依靠家族成员互保对冲风险的经济里，成员数量的增加在资源有限的经济里，有更大的生存机会。但每个家庭的“理性”合成起来就是集体的“谬误”，每个家庭成员增加越快，整体经济走向马尔萨斯陷阱就越快。在资本极其短缺的60年代，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下一次“自然灾害”会很快到来。正是因为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相反，所以必须通过“计划生育”才能保证每个家庭不能侵占其他家庭的生存机会。这也解释了当年计划生育阻力为什么会这么大。

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前面的问题，为什么人口7亿的时候人口过剩，14亿人口反而会不足。因为人口过剩与否不取决于人口总量，而取决于相对资本总量的变化。在资本增长缓慢的阶段，抑制人口增长是延缓马尔萨斯陷阱到来的唯一手段。不管计划生育本身有多少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抑制经济“内卷”的最伟大的尝试。其是否“人道”所对照的参照系应当是战争、饥荒和瘟疫。站在今天的立场指责前人的“错误”，不仅傲慢，而且愚蠢。

中国资本增速长期低于人口增速。就业不足是政府长期的头号焦虑。这个现象一直持续到本世纪初。大家一定还记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朱镕基内阁提出经济增长一定要保8。因为增速8%才能保证创造出足够的非农就业，使得经济不会再次内卷。如果没有计划生育，经济增速保的就不仅是8了，而是要更快。

时至今日，我们有14亿人口，反而出现劳动不足，全国性的“招工难”、“用工荒”，导致工资快速上涨导致企业外迁。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使得人口净增加超过GDP成为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指标。诟病多年的“户籍”问题，忽然不复存在。按照我们的框架，一定是资本已经从不足变为过剩，而且资本的规模和增长的速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反映在人口上，就是生育率急速下降，而且在放开二孩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增长。

中国历史上一直缺少资本，什么时候突然增加了？只有找到“刘易斯拐点”，才能判定计划生育什么时候从“合理”变为“不合理”，才能正确评价计划生育的功与过。在经济增长中，资本超过劳动的哪一点是一个反复焦灼的“过程”，只有通过劳动工资的长期增长在事后确认。但中国不同，我们可以精确地找到这个“点”，不仅可以确定到年，而且可以精确到“日”——2004年8月31日。从这一天开始，所有建设用地都需要招拍挂。众所周知，中国的最大的资本来源就是土地。同土地资本市场相比，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的规模可以基本忽略不计。

从这一天起，中国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急剧上升，从几百亿、几千亿到上万亿，去年是8万多亿。但这远不是全部，通过土地招拍挂和住房二级市场定价的资产，远超世界上所有主要的资本市场。作为抵押品衍生出巨大的资本，创造出巨大的债务。大家知道债务就是资本，体现在金融系统中，就是创造出了让许多不明就里的人惊恐万状的海量货币（M2）。常有人把美国的股市、日本的债市和中国的房地产并称为世界资本市场“三大泡沫”，实际上，这两个市场和中国土地市场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开始在所有重资产领域——城市、基建、军事、科教、创业——展开与全球所有国家的竞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超过发达国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说中国破坏了资本国和劳动国分工的国际秩序并没有错误。最近有一种说法，说是公知麻痹了美国精英，欺骗了美国决策者。其实，2004年之前，中国崩溃论是正确的，只是时间早晚问题，2004年土地市场的爆炸及其随后的快速裂变，才使得中国逆天改命，让章家敦、黄亚生们的预言沦为学术笑柄。

最早提出中国“刘易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的，是人口学家蔡昉。当时我们没有感觉出来，正是从这一刻，中国资本增长速度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增长。下面这张图反映的是亚洲主要国家劳动价格与资本价格之比。大家可以看出2004年之前，中国的劳动力一直很便宜，2005年这个曲线突然变得异乎寻常的陡峭，唯一解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资本突然增加，变得非常便宜，而劳动的价格在持续上升。其结果一定是资本快速过剩，劳动快速不足。如果这个曲线是对的，那么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一定比日本还严重，在东亚会接近韩国。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计划生育政策的功过是非了：在2004年以前，计划生育不仅正确，而且必须。由于计划生育的减少，使得中国2004年之前很可能躲过至少一个“马尔萨斯陷阱”。但2004年以后，计划生育则应当立刻放弃，甚至应当走向鼓励生育。大量的资本剩余很快将导致中国人口从过剩转变为不足。2004年之前，计划生育功大于过，张艺谋在之前生二胎应该罚；2004年之后，计划生育过大于功，张艺谋生三胎应该奖。当然，2004年时，土地金融的效果谁也没有料到，现在提这些都是马后炮。但至少2014年，也就是10年后，就应当看得很清楚了。这时候用工荒在沿海已经很普遍，对土地财政的重新评价已经开始。之后再提出放弃计划生育已经算不得什么“先见之明”了。

紧接着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放开计划生育还有用吗？答案是没用。你可以用绳子拉动一个物体，但却不能依赖推动一个物体。生育也是如此。很多人认为子女抚养成本上升是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资本过剩。原来家庭为什么倾向于更多生育？是因为资本不足的经济里，家庭成员互保是降低风险的最主要手段。而这资本充足的经济里，社保、养老和住房对冲风险的作用远大于子女。子女的效用在资本社会里降低，加上后代抚养成本的上升，共同导致了生育意愿的结构性下降。这是简单放开计划生育、甚至鼓励生育根本没有用的主要原因。日本、韩国等没有计划生育的国家生育率的下降也证明了这个推测。

鼓励生育不是简单发钱，因为子女的效用没有了。没有效用的东西，再便宜也没有人买。要想鼓励生育，就必须将资本与生育率挂钩，新加坡的组屋条件，就和家庭挂钩，不结婚就不能参加组屋计划（后来放宽至40岁以后认为结婚）。我们也可以将养老金、社保分级，然后与子女多少挂钩。保障房也是如此，子女多的标准高于子女少的。所有公共福利，从就学、交通、就医，都要和子女数量挂钩。要将社会劳动再生产作为新的“国策”，作为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通过市场信号和计划相结合，让生育多的家庭占有社会更大的资本份额，让生孩子变成有价值的经济行为。

在新的劳动-资本结构下，城市的人口对策也要随之改变。传统的城市规划里，人口增长是自变量，只要预测一个数，然后将其变成各类用地面积——基础设施用地、学校医院、商业等等——落实到空间上。换句话说，人口无需政策，只需完成空间与人口的“配套”。但是到了今天，城市规划仅在数量上思考人口已经不够了。有人把城市竞争简化为人口净流入的竞争，这远远不够。相对总量而言，人口的结构更重要。因为人口问题对于城市而言，不是多寡的问题，而是城市财政是否可持续的问题。

由于养老金很快会成为城市财政最主要的支出项，城市人口结构按照养老金分为缴交养老金人口（就业人口）和不缴交养老金人口。不缴交养老金人口又可以分为不领取养老金人口（就业前人口）和领取养老金人口（退休人口）。人口规划就是要确保缴交养老金人口的比重。因为一旦这部分人口比例低过一个点，养老金的收支就会难以恢复平衡。城市财政也就不可持续。当城市养老金缺口只能靠借钱或者转移其他人的养老金填补，就会导致就业人口不可逆流失。一旦城市进入收缩状态，城市资本市场会快速消失，低房价、低地价导致恶性循环，就像人得了癌症一样，非常难救。

大家现在一提推迟，就会群起反对，但很遗憾，这可能是挽救城市财政的唯一途径。两个原因，第一是人的寿命一直在延长，如果工作时间不变，较短预期寿命缴交的养老金可能不足以覆盖较长的预期寿命。第二是教育年龄不断延长，如果农民工16岁就业开始缴交社保，干到60岁，一个博士生，30岁就业，也干到60岁，少交14年社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正确的做法是每一个人预期寿命里，纳税时间占总寿命的比重应当是不变的（比如不能低于60%），晚就业就晚领取养老金。至于老人占用重要岗位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上解决，比如转为非领导职务。

城市规划在分配资源时，要尽量吸引就业人口（缴交养老金），不要吸引耗税人口（退休人口）、不纳税的人口。比如三亚弄了一大堆老人养老，没有税收，没有贡献，看上去人口净增加了，长远来看未必是好事。因为外国养老通过财产税，可带来持续收入，中国没有房地产税，卖地赚一次钱，但是税收没有增加，而养老社保消耗的是持续的现金流。当然，如果一个城市要转型为养老城市，就要重新设计税收结构，比如增加财产税，降低增值税等。前提是税收设置权力要下放地方。

一般而言，人口是经济的慢变量，会过很长时候才发酵，一旦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改是来不及的。劳动和资本的分析框架，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工具来预测人口变动的趋势并及早提出对应的政策。但是由于没有合适的分析框架，政策反应非常慢，对“七普”的解读还在争论计划生育的功过。而新的分析框架显示，中国从几千年的资本不足，突然变为资本大国，短短几年之中，资本快变量使得人口也突然成为一个快变量。这就要求我们的人口政策必须急速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