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原标题：职业教育的困境与突围）

孔德继/文 日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该修订草案关注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提出职业教育应该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对优化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相关举措和意见。这是职业教育法施行20多年来的首次大修。

两个月之前，2021年3月23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很多地方就此开始了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分流改革，这意味着今年中考完成后，将有一半的初中毕业生无缘普通高中。

学生及家长们能否接受?职校出来的孩子们前途如何？法律和政策层面的改革不断深化，也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热门议题。

“一刀切”之后

诚然，中国目前的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职业教育存在欠缺，普通高等教育存在不少问题。由此，对职业教育建设进行强化的改革思路我是基本赞同的，但从目前的执行手段来看还有待商榷。

采取普职比例一比一的“一刀切”政策，无论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制造业劳务需求大的省份，都不算是最优选择。

“一刀切”地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比例，效果或许不难预期，大量的资金和资源粗放地投入到职业教育中。如果生源不足或学生就业不好，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这浪费包括职业教育所需要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人力资源投入的增加。一旦风向转变，职校里的这些体制内员工就会成为巨大的财政负担；如果严格执行普职一比一的招生计划，学生过多分流到中专，还可能导致普通高校的生源不足，造成既存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如果职业教育对生源的吸引力不足，想读高中的学生无从选择，也会增加辍学率。

中国的公共决策机制特点鲜明，其中一条就是“部门立法”。“部门立法”的弊端有目共睹，最大的问题就是倾向于扩大部门利益。比如国土部门制定土地管理法，发起和组织起草者都是国土部门，最终的法规就会倾向于扩大国土部门的权力，压低征地的成本。教育布局的调整决策由教育部门发起并执行，新增多少个学校就能安排多少个官员，建设多少学校就有多少预算支出，计划越大意味着手下的资源越多。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各行各业，全球规模最大的医院，也都存在于中国。因为只要是公立医院，领导就不会太在意效益。在这样的机制下，如果职教部门组织职业教育建设，肯定优先照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与行业协会、产业界配合办好职业教育。

促进产业升级，减缓产业外流，都与发展职业教育相关。但就职业教育投入的效果，应该审慎估计。目前的经济态势下，中国逐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从中国迁往东南亚和非洲，就像30年前工厂从西方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迁往中国大陆一样。

决策者可能会预设，如果中国有更多高质量的产业工人，就会增加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就会减缓一些产业的外移。但决定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主要不是掌握专业技能人才的多与少，而是劳动力的成本。决策者应该清楚，当年外商来华投资不是因为中国的工人训练有素，而是因为中国人力成本低、税收优惠大。如今希望通过职业教育缓解产业外流是美好的愿望，至少应该多测算下职业教育投入的回报率。

欧美经验之鉴

谈到职业教育，人们会自觉地想到学习欧美、日本的经验，西方蓝领的社会福利、匠人精神，以及社会地位。事实上，德国的职业教育虽好，但也并不完美，更重要的是可能并不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首先产业背景不适合德国模式。中国的工厂多数是美国式的，流水线为主，对工人的技能要求不高。而德国的工厂更为传统，多是技能型的，产业也与技能工人的结构相匹配，例如精密仪器等附加值较高的产业较多。中国的工厂多数是美国式的，依赖大流水线，对工人的技术要求不高。中国产品的品牌不如欧美，但价格优势较大。中国没有德国的培训体系，更没有德国的高附加值的品牌，也没有精尖的技术。

其次，中国的制度环境与国外差异甚大，不利于职业教育和技能型人才的发展，并且很难看到可以改善的路径。德国的职业教育机构天然与行业和市场更紧密，是一个从传统行会基础上加以改造形成的企业培训加学校教育的双元制体系。德国的行业协会，行业技艺一直有传承，社会制度也基本稳定。中国几百年来则经历了社会制度的巨变、各种社会风波以及各种产业政策的试验。如今中国传统的行会都经历过改造，行业协会作为从业者的自发性组织的性质不强。大部分行业的领导人都是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干部。这对产业的处境，工人的权益和福利都有明显影响。

其实在办好职业教育问题上，企业与民办教育投资者都有积极性，但制度环境如果不稳定，不能给行业一个可靠的预期，那很多政策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效果可能是伤害。

技能型人才的困境

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问题是目前职业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但中国的问题尤为严重，制度歧视最为明显。

自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二十余年来，职业教育的地位一落千丈，各种制度安排共同形塑了技能型人才“低等”的社会价值观。初中以升入高中、重点高中为荣誉，高中以考上本科和重点大学为成绩。

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也大抵如此。以积分落户为例，人才评价与学历成正相关。与落户相关联的是购房资格、购车资格和子女就学资格。无论是体制内单位，还是国企和民营企业，晋升机制也往往与学历相匹配。名校的高学历人才，不仅可以跨专业就业，而且可以作为储备干部培养。于是乎，在中国从事技能型职业，就直接被限定了社会阶层。

无论是技能型人才，还是本应对职业培训有需求的“打工人”，在中国的处境都更加困难。

阶层困境强化了这种职业的荣誉感和认同度。中国几十年来飞速发展，同时，发展的代价也为社会所承受。除了地产商，社会各阶层都被房地产业洗劫，伴随着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平台经济也迅速汲取社会财富，压缩着各种传统行业的利润。

与早期工业化时代不一样，人们不知道被谁剥削，找不到当面抗议的老板。中间阶层生活艰难，技能型人才自然不会更好。

而传统保守的德国则不同，他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房地产业的过程，甚至各产业也没有被大量卷入互联网公司。社会财富的分配相对均衡，基尼指数平稳良好。而在最近的大量移民进入欧洲之前，德国的蓝领阶层多数为德意志民族，无论是阶层处境，还是种族身份，德国蓝领都是“乡里乡亲”，被歧视性不强。德国蓝领的收入虽然没有白领多，但他们并不需要学区房，也不会有儿童留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重建中国技能型从业者的行业认同的难度非常大。

供给侧优化生源

强化职业教育甚至可以设置一个预期的结构目标，但直接规定当年的招生比例是不可取的。最理想的状态，应该从供方想办法。教育部门引导和联合社会资源先把职业教育办好，有了好的口碑和社会认知，再吸引广大考生报考也不迟。而不应强行推行普职比。

如何搞出好的、适合当下中国的职业教育，虽然不能说有现成的答案，但也有很多地方进行过有益的探索。职业教育更需要根据人力市场形势、产业形式进行及时调整，但作为国家机关的教育部门并不擅长这样的调整。在职业教育办学上，应更多鼓励产学之间的合作，尤其与民企的合作。相比教育部门和国企，民营企业更加理性和机动灵活。可惜的是，多年来教育部门与企业的有效合作不仅推进不多，而且时而出台的一些政策，如免费教育，对职业教育的补贴预算，时常冲击正常的职业教育培训市场。

目前的制度环境对技能行业的发展极其不利。要发展和改善职业教育，单纯倡导对工人的关爱不行，选几个劳模作为代表也不行，真正有效的是在福利分配、资格认定等领域，尽量去掉不必要的唯学历的制度安排，增加有利于技能型人才竞争的指标。笔者希望职业教育的发展步伐慢一些，改革审慎一些，重新总结过去几十年各地职业教育的实践经验，走出一条多方合作、逐步优化的新路。

（作者供职于安徽大学创新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