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职普同重”，能否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原标题：强调“职普同重”，能否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6月7日，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距离首次颁布已经时隔25年。

草案提出，发展职业教育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并进一步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并就6个方面对现行职业教育法进行完善和修改，包括：加强党对职业教育的领导；完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多元办学；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水平；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和保障。

20余年，中国社会经济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型人才，伴随着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迎来重要调整。然而令枪在即，职业教育背后也暗藏隐忧。这一背后既有社会对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偏见导致生源逐年减少，也有职教内部体系诸多尚待完善的问题。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做草案说明时强调，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企业参与办学动力不足、办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

一面是培养新时代下的能工巧匠、大国工匠，一面是社会广泛存在的企业“用工难”、“技工荒”，如何扭转社会普遍观念，更好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经济观察报专访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卫东。

经济观察报：《职业教育法（修正草案）》为何选择在这个时候修订？

高卫东：现行职业教育法是在1996年颁布施行的，时间上已经过去20多年了，一方面，职业教育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等职业教育在中国还受到民众追捧，很多家长、学生排队报名中职类学校。1999年普通高等教育扩招后，报名中等职业教育的人越来越少，在部分地区出现招生难等现象。2000年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得到迅猛发展。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目前，全国有职业院校1.14万所，其中中职学校9865所，高职专科院校1468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7所。

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面临调整和优化，从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转向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亟待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技术性人才和大国工匠。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变化和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都要求对职业教育法做出一些调整和修改。

经济观察报：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如何？

高卫东：近几年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17年，全国教育会议提出：要加快优化教育结构，增强职业教育服务发展支撑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后续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职业教育要下一盘大棋”。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再一次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高职类院校扩招100万人。此后，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双高计划”，提出集中力量建设50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15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2019年底“职教20条”等方案陆续出台，这些顶层文件进一步明确了的职业教育的类型和定位，强调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类型不同，但在地位上同等重要。

目前职业教育体系已经越来越完善。中职、高职以及近两年本科高职院校的建设，都能看出这一系统改革的速度在不断加快。特别是在推进产教融合等方面，国家出台了很多相关措施。当然，其中也存在一些尚待完善的地方。比如，目前职业教育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即：政策层面对职业教育定位很高，推行力度也很大，家长和学生却对其缺乏足够的热情，职业教育的社会吸引力有待提高。

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职普比已经从2010年的4.8:5.2，降为目前4.2：5.8。尽管近年来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让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家长仍普遍充满忧虑，不愿自己的孩子进入职业院校，这其实反映了社会对职教的不认可。

经济观察报：这次修订《职业教育法（修正草案）》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是否有利于消除这种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高卫东：作为国家法律，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是重要的价值理念引导，当然有利于消除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但是，要真正在现实中改变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鄙夷职业教育的观念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实际行动和努力，一方面要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经济观察报：是什么原因导致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不认可？

高卫东：背后的原因很多，也比较复杂。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是培养服务在生产一线的高素质技能技术型人才，是培养普通劳动者，并非培养各种社会精英，这样的人才培养定位不符合很多“望子成龙”的家长的教育期望。另外，目前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就业质量还不高也是导致家长和学生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不高的重要原因。

经济观察报：要扭转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重视普通教育、轻职业教育”的观念，还需要做些什么？

高卫东：依据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作出的指示，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社会地位。最核心的是，提升一线的技术工人，在社会待遇、社会评价、工作环境等，尤其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要提高。

德国职业教育发达与技术工人的地位和待遇较高有关。在德国，高技能技术工人挣得不比大学教授少，无论社会地位或社会声望都较高。所以发展职业教育，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大家的认可，还要切实提高技术工人的福利待遇、社会地位，并使他们成为社会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就读于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也能稳定工作、前途可期，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我想家长对职业教育的焦虑和顾虑自然会有所缓解。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目前情况下，这一目标能在短期内实现吗？

高卫东：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起来恐怕也非一日之功。目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工人的待遇问题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政府完全能够决定。因此还需要全社会合力共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另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德国技术工人的地位较高，这与其产业模式的选择有关系，德国选择的是高技能依赖生产模式，生产过程依赖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德国的产业模式与英美不一样。英美等国家流行的是福特式大规模流水线式的生产，我们国家的生产模式实际上与英美更为接近，这种模式是一种低技能依赖型生产模式，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不需要特别高的技术技能就可以胜任，这也是导致目前产业工人待遇较低的重要原因。

伴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生产模式由低技能依赖生产模式转向高技能依赖生产模式，产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技能水平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会有力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经济观察报：中国职业教育一直试图学习德国的双元制教育，但却始终未能真正成功，根本原因是什么？

高卫东：德国的双元制有其自身的特殊情况，双元制的核心在于“以企业为主导”，也就是说，德国的职业教育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教育体系，学校主要起配合作用。学生一周到企业学习4天，在学校只上一天课。而中国是以学校为本位的教育体系，学校办学，学校主要以培养人才为主。两国在职业教育体系上并不一样。

这几年中国职业教育一直在提倡校企合作，强调学徒制、产教融合，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特别是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这个角度而言，两国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只是具体组织形式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我们在走访企业中，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目前职业教育面临和市场脱节的声音，导致这一问题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或者说改善这个问题？

高卫东：就如我们刚才说的，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以学校为本位的职教体系。学校并不处于生产第一线，生产一线的要求和信息传导到学校再加以落实，客观会存在一定滞后性。现在我们提倡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际上就是在努力缩小职业教育与生产劳动需求的差距。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有的职业学校对外宣传做到了与岗位“零对接”（指毕业直接进入指定工作岗位）。其实一定程度上，“零对接”也意味着对学生培养得口径过窄，这有可能降低了毕业生未来职业的适应性。我认为职业教育除了要考虑当下企业的用人需求之外，还需要考虑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和职业适应性，人才培养口径不宜过窄。实际上，从技能形成的角度来看，一个成熟的技能型人才需要经过学校教育和企业实践与培训两个环节的培养锻炼才能成长起来，成为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经济观察报：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已经实施多年，您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是足够，还是远远不够，或者在其他方面还有哪些尚待补齐的空间？

高卫东：目前来看，对国家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由于需要大量的实训设备以及实训耗材的投入，职业教育的办学成本一般高于普通教育。与同等层次普通教育想比，职业教育的投入成本一般应是普通教育的3倍。2020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总额2871亿元，占高中阶段教育的34.08%，只有普通高中的一半。由此可见，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明显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由于目前职业教育相比普通教育，社会认可度较低，这导致社会优质资源很难自发地向职业教育领域集中。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政府的投入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