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简史之十二：1970年代为何再一次“下放管理权”

在今年3月的国资委暨中央企业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上，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国资委党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郝鹏强调，学习党史要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相贯通，要突出央企特色、突出学用结合。

为突出党史学习的央企特色，企业思想家特邀国资国企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剧锦文教授，帮助读者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发展历史，以资读者系统了解国资国企发展沿革、国企改革脉络，进一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文章将以系列形式陆续刊发，敬请关注。

为了改变“大跃进”大规模下放权力造成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既散又乱的局面，把过热的空气压下来，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了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应急措施，合理地调整了被严重破坏的产业结构，使整个工业生产走上正常发展轨道，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

随着整个工业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调整的后期，中央决定再次扩大地方和企业一部分管理权限。

然而，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那次放权如出一辙，尤其是这次放权与 “极左”相融合，从而引致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经济紊乱，直至将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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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调整后期重新扩大地方和企业权限

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关文件上批示：“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召开，按照毛泽东批示的精神，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改进的问题。会议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

1965年11月30日，国务院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物资部等四个部门拟定的《关于改进基建计划管理的几项规定(草案)》《关于国家统一分配物资留给地方使用的几项规定(草案)》和《关于国营工业、交通企业财务管理的几项规定(草案)》颁发给各级政府和企业。

这几个规定的出台，实际上是对1964年提出的“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原则的具体贯彻。依据上述原则和规定，调整后期，中央又重新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主要表现在扩大地方的计划管理权，地方的基本建设管理权，地方的物资分配权。

中央在扩大地方自主权的同时，也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自从1961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发《工业70条》以来，“大跃进”期间造成的企业管理混乱，不计盈亏，不讲核算的局面很快得到了治理。尔后，又通过全国性的清仓核资，清理拖欠，扭亏增盈和增产节约运动等，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随着调整任务逐步完成，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对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作了重新规定。

如，把技术组织措施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劳动安全保护措施费中一部分划给企业，由企业自己掌握使用。

企业进行小型技术措施需要的费用，在完成国家的财政任务和成本计划以及不要求增拨材料的条件下，每项措施的费用大中型企业在1000元以下，小型企业在500元以下的，可以摊入成本。

取消企业从超过国家计划收入中提取资金的办法，提高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提取资金的比例，按企业的工资总额计算，由原来的3.5%提高到5%。

以上这些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管理权限，对于发挥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上世纪60年代鞍山钢铁厂厂区

图片来源：鞍山钢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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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更大规模的权力下放

然而，1969年至1972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再次发生了大逆转，中央重提精简国家机构、下放企业的管理权；下放财政、物资、基建投资权；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制度等三方面。

毛泽东一直主张权力分散。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央还是虚君共和好。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他批评中央部门收上来的企业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们出中央，到地方上去，连人带马都出去。

长春汽车制造厂车间

图片来源：新华社

1969年，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口号推动下，经济体制大变动又被推到了前台。除了试图改变中央统得过多、管的过死状况的原有动机以外，战备形势是一个新的促进因素。

由于作出了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的估计，因而需要各地尽快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地方国防工业体系，各自为战。

1970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把全国划为10个大协作区，各自建立工业体系，自己武装自己。

1969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企业要以地方管理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中央和双重管理等三种形式。

经毛泽东亲自决定，1969年5月1日全国最大的企业鞍山钢铁公司下放到辽宁省鞍山市管理。以此为开端，掀起了全国的下放企业高潮。

1970年3月5日，国务院拟定《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要求各部把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绝大部分下放地方管理，以地方为主，少数由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极少数大型或骨干企业，实行以中央为主的双重领导。正在施工的直属基建项目同样下放地方。

《通知》还规定：下放工作要在本年内完成。同日，中共中央决定，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制造厂等2600多个中央企事业单位下放地方。

经过1970年大规模的快速下放，包括1968年先行下放的22个矿务局，中央各部属企业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家，比1965年减少86.5％，工业产值只占国营工业总产值的8％。一些下放到省、市、自治区的企业被继续下放到地区甚至县、市。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些下放企业行动带有较大的盲目性，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状态。

一些重点大型企业下放后，地方无法解决生产计划、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等问题，名义上是多头领导，实际上是上无人统，下无人接。

如北京市的化纤配套产品，分属冶金、一机、水电、燃化、一轻等9个部分管，人称“九龙治水”，结果被基层讥讽为“上面有政府，无主义，下面有主义，无政府”。

中央企业下放得过快、过深，原有的协作关系打乱了，而新的协作关系又难以很快建立起来，企业正常的生产过程无法得到保证，经济效益大幅度下降。

在权力下放的同时，国务院各直属部委机构也进行了精简、归并和撤销。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的报告，将各部委由80多个精简为27个。人员编制仅占原来的18%。还撤销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民委、侨委等非经济性政府职能机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称之为“大部制”，但是，在已经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条条管理”被打破了，但“块块管理”却很难马上形成，这也是企业下放后不能尽快建立新的协作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本系列文章是在剧锦文先生《国企简史》文稿的基础上，编辑压缩、改编而成。由于篇幅所限，仅采撷其要而去其详述，由此产生的表述不清晰、不完整问题，由编者负责。如需完整了解相关内容，请关注《国企简史》文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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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丁凝 主编|张宁

校对|谷红欣 视觉|牛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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