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不会终结，中国的新机会在这里

当今的全球产业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以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为载体，以生产要素的全球化市场配置为特征，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分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增值环节。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际产业分工持续深化，全球产业链体系不断扩展并深度交织，经济全球化发展相对稳定。然而，新世纪以来几次大的冲击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减速，全球产业链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新冠疫情的严重冲击，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化重构的催化剂。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配置从全球价值链效率转向国家供应链安全，我国制造业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同时也蕴含着新的机遇。

图片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 刘洪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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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全球产业链重构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全球产业链在三次强烈冲击下向多元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第一次冲击是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并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第二次冲击是以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所引发的中美贸易摩擦为主要标志；第三次冲击是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全球蔓延。

2020年下半年以来，受上述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面临着分化和重构的趋势。

当前，受新冠疫情蔓延、国际经贸摩擦、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面临新考验，形成了促使全球产业链分化和重构的新驱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家干预力量加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二是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加大；三是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生产要素流动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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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风险挑战

全球产业链分化和重构，给我国制造业带来的风险挑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全球供应链“中国+1”布局的影响

制造业依赖完整而复杂的生产体系，全球供应链很难全盘脱钩。由于产业链重构所配套的产业集群和基础设施需要较长周期且持续的资本投入，西方跨国公司短时间内很难达到“去中国化”的目的，因此更多采用“中国+1”供应链布局战略。

跨国公司“中国+1”战略分为两个主要步骤：

第一步，深耕中国市场。因为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出于对供应链成本和中国市场的考量，保留原有的中国重要制造业供应商，这样可以保住其在中国市场的既有份额。

第二步，实施“中国+1”战略，即在中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业务和产业链布局，以期在未来减少对中国产业链的路径依赖。

在西方跨国公司“中国+1”战略的影响下，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仍然保持较大发展潜力，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大多数跨国公司保持着对我国制造业全产业链的需求。另一方面，我国制造业面临跨国公司“去中国化”带来的全球供应链转移的风险，外部需求不再稳定可靠，“以外促内”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2经济复苏期全球制造业竞争加剧的影响

新冠疫情发生后，我国制造业首先复工复产，进入经济恢复期，亚洲其他国家、欧美等地的制造业也在逐渐复苏，美国、德国等国家今年的制造业PMI还高于我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加剧。

由图2可以看出，从2020年3月开始，我国制造业PMI开始走出疫情期间的V字形谷底，此后连续12个月均处于50%的枯荣线以上。

2021年2月，因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我国制造业市场活跃度有所下降，但3月份的PMI指标回升至51.9%，高于2月份的50.6%。

从全球PMI的最新变化来看，欧美各国也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德国、瑞士、荷兰、瑞典、奥地利、美国等国家制造业回暖上升势头强劲，2021年3月份的制造业PMI指数均反弹至60％以上，日本也反弹1.6个百分点突破50%的枯荣线。

制造业复苏态势体现了各国制造业回流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紧迫性，我国制造业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3 西方国家先进制造业回流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受到几次大冲击后，各国都开始关注自身产业链的薄弱环节，考虑如何在本土生产一些至关重要的产品，从传统的军工、电信等行业扩展至芯片、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

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均以国家战略推动本土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试图减少本国供应链关键环节对国外供应商的依赖。

西方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回流无疑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冲击。

一方面，各国政府推行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战略，以回迁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电信网络设备、半导体、服务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芯片等领域的制造商回归本土投资，将供应链关键环节及核心业务从中国撤回本土母公司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以数据安全和保护隐私为由，加强对我国先进制造业特别是电信设备制造企业的约束和限制，遏制我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步伐；

同时，一些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把控关键产品和核心技术，对我国企业进行“卡脖子”封锁。

4 区域化联盟加速构建的影响

麦肯锡咨询公司对跨国公司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疫情冲击使供应链成为“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层级的话题”，各国政府也更加担忧供应链安全。

这些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国际贸易向区域板块集中，构建区域化联盟被提上议程。虽然美国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做法导致盟友对美国的向心力减弱、信任度下降，美欧关系曾一度疏远，但拜登政府正在积极修复这种裂痕，各种区域化联盟正在加紧构建。

目前，美国正在努力改善和稳固与欧盟的关系，继续推进与加拿大、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多边安全合作，旨在给中国加压。

近年来，中国也不断深化与欧盟的经贸合作，2020年欧盟对华货物出口与进口额“双增”，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11月，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亚太国家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构建区域化联盟的国际合作新趋势将促使全球供应链的加速调整，特别是在产品组装需要多次跨境的复杂情况下，贸易的区域化会强化产业链整合，企业发现以邻近的供应商取代遥远的供应商变得越来越容易，从而可能削弱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中心地位。

虽然目前在关键组件的生产装配上还很难替代中国产业链的作用，但是在最终组装和测试环节，一些跨国公司在接近最终市场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部分产业链环节的半成品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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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我国制造业如何抓住全球

产业链重构的机遇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根基所在，也是我国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制造业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遇，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挑战与机遇往往相伴相生，我国制造业应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主动补短板、强弱项，通过“补链”“强链”化危为机，从而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1 国家层面的战略支撑

（1）大力发展新基建，提升技术标准

我国制造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不能再沿袭以往依靠资源和人力成本优势的加工贸易领域，而要以创新驱动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转型，通过在大数据、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先进标准制定，提升我国制造业的国际影响力。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推进制造业补链强链，强化资源、技术、装备支撑，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立足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巩固提升高铁、电力设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全产业链竞争力”。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将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新基建和扩大内需市场带来的一系列政策红利。

（2）培育关键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我国应以国家战略支撑AI、芯片、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基础投入和长期培育，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提高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培育是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急功近利。

一方面，需要对项目进行科学布局和专业化运作，避免因过度刺激导致行业快速膨胀、脱实向虚，重蹈沦为套利空间重灾区的覆辙；

另一方面，要完善科技研发风险管控和绩效评价机制，着眼长远引导企业科学合理地进行科研项目布局，避免科研项目运动式上马和急功近利行为。

2 行业层面打造数智化供应链

在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和内需动力不足的新形势下，以低成本和规模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制造业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只有通过优化供应链提升生产和流通效率，实现实体产业生产制造与消费链、产业链的智能匹配，才能促进更深层次的消费升级和产业变革。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扩大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但其重点不是简单的扩大内需，而是要聚焦内需，消除供给侧的“堵点”和“梗塞”，使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更高效地循环。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制造成为制造业转型的主要方向，制造业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借助数字化技术链接全产业链，提升企业管理效率和运营效益，从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 企业层面增强供应链的稳健度和复原力

（1）以弹性产业链平衡成本与风险

随着制造业日趋自动化和智能化，全球产业链以人工成本优势进行布局的动力减少，社交媒体的兴起也使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更快，成本不再是构建价值链的最重要考量。供应链安全成为各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考量，经济全球化从“资本走向世界”转向“成本与风险的再平衡”。

2020年，美国密歇根大学通过对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链跟踪研究，得出“以供应链的稳健度来衡量企业在危机中保持运转的能力和以复原力衡量企业从危机中反弹的能力”的结论。

优秀的企业大多在供应链并不稳健时就能迅速找到变通的方法，即复原力强，从而能够提升供应链的稳健度。

麦肯锡咨询公司2020年5月所做的一项跨国公司调研报告显示，疫情影响下的供应链恐慌使制造企业意识到固化供应链的笨重和高风险，并预测未来五年内有16%~26%的出口商品将会改变生产地点，企业认为供应链风险在总部周围更容易被有效控制，与制造业配套的供应商需要更快的生产和发货来满足零部件的及时交货。

我国制造企业应当注重培育产业链弹性，甚至可以提高一点成本和牺牲一点效率为代价，提升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复原力，在成本和风险之间寻求动态平衡。

（2）以战略联盟和数字化转型构建产业互联网

建立联盟合作关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保证联盟的每个参与方所分配到的收益比其单独行动高或者成本比其单独行动低。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企业管理效率提升的重心将更多放在研发协同流程、战略采购流程等价值链层面上。

企业可以依托市场和邻近供应商及客户的研发网络布局，通过组织协同、业务协同和知识协同来降低研发设计成本和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交易成本。战略联盟所形成的产业互联网有助于降低产业链总成本，并有助于增强供应链的稳健性和复原力。

相对于消费互联网而言，产业互联网链条更长、价值链更复杂，因此，应以多方协作共赢和战略联盟利益共享为目标，通过产业联盟的协同效应增强产业链的韧性，从而保障产业链的安全稳定。

4 “制造+物流”融合发展

当前，我国制造业呈现出与物流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多部门联合印发的《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支持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创新供应链协同共建模式，建立互利共赢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强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这种制造企业和物流企业之间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联动融合发展模式，有助于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同时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制造业与物流业融合还存在层次不够高、范围不够广、衔接不紧密等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制造+物流”融合发展。

一方面，物流企业应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和水平，适应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需求，如通过提供一站式物流解决方案来降低制造企业的综合物流成本，通过开发更多的服务方式满足制造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另一方面，通过搭建物流互联网平台，促进工业互联网在物流领域的融合，帮助制造业和物流业进行信息匹配与对接。

未来，“制造+物流”融合发展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制造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来精准高效地找到匹配的物流配送机构，避免货物在流通过程耽搁和闲置；

二是制造业在大宗商品物流等重点领域开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云仓储、物流机器人等新型物流技术装备；

三是物流企业大力发展跨境电商和提升国际货运组织实施能力。不久前的苏伊士运河堵塞事件导致我国部分企业交货、收货延期，相关航线的货运价格也出现了波动。

虽然这是局部的突发事件，但引发了全球供应链的连锁反应，成为“蝴蝶效应”的新例证。因此，物流领域的国际合作，将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作者单位为湖北经济学院；本文有删减）

END

编辑|丁凝 主编|张宁

校对|谷红欣 视觉|牛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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