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有没有格局，司马光这样看

中国传统文化是极其强调领导格局的。儒家代表人物曾子通过领导用人行为来界定领导格局，即“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将领导格局划分为“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推崇“无为而治”的领导境界；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对领导格局的认识则是“上君尽人之智，中君尽人之力，下君尽己之能”。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了非常丰富的领导格局智慧，需要结合历史领导人物及相关历史事件，对已有的领导格局思想进行延伸拓展。

当前大国之间的竞争，本质是领导力的竞争；而领导力的竞争，本质又是领导格局的竞争。世界格局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社会也面临着崭新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要求领导干部要有“国之大者”的境界，这就要求每一位领导者胸怀历史与时代的大格局，坚定理想信念，担当历史与时代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领导格局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正因为领导格局是如此中国化的一个概念，其研究的起点理应从历史深处的领导实践中去总结归纳。在《资治通鉴》这本史学巨著中，记载了大量的不同格局境界的领导者得失成败的案例，这为研究领导格局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借鉴。

图片来源：新华网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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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特质是区分领导格局的决定因素

当前西方经典领导理论中只是强调领导特质的全面性，缺乏必要的区分度，而《资治通鉴》则为领导格局的划分提供了三方面的标准。

（一）理想信念：“趋义”与“趋利”

领导者的工作需要动员追随者实现组织目标。大格局领导者具备无私无畏、一心为公的境界格局，而小格局领导者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追求始终摆脱不了功利得失的算计。

纵观《资治通鉴》可以发现，许多煊赫一时的政治人物却难以善终，结局惨淡。究其根本，都在于其理想信念的“趋利”性。

比如秦朝李斯才华出众，但是功利心极强，其人生宗旨是“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 ，其理想信念是“做仓鼠而非厕鼠”。虽然李斯做到了大国宰相的位置，但是在国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他竟然帮助赵高篡改始皇遗诏，废掉太子扶苏，改立胡亥。这种功利算计的实质，就是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于家国大业之前，丧失了国之宰辅的是非原则。汲汲于功利之人必被功利所害，最后，李斯在宫廷斗争中失利，落得夷灭三族的结局。除了李斯之外，西汉时期“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的主父偃等也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论者，其结局都是不得善终。

与之相反，有的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就是因为他们在理想信念上高人一筹。

比如“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中流击楫，光复中原”的祖逖，“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等。他们能够胸怀天下，不计个人功利，为一个坚定的理想信念奋斗终生。一旦领导者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其格局境界就已然站在为家国兴衰、民族大义奋斗的“趋义”高度；而如果领导格局是以功利为终极追求，以富贵荣华为人生之本，那就会在关键时刻失去道德底线，最终受到历史的严厉惩罚。

（二）自我认知：“谦卑”与“自恋”

自我认知是否清晰客观，对领导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自我认知方面，中西方领导理论界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西方领导科学界将自知自明的能力（Self-awareness）、谦卑而坚定（humble and persistence）视为最高层次的领导格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崇尚“知人则智，自知者明”和“上善若水”的领导境界。谦卑的反面是自恋。西方领导理论中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自恋型领导喜欢夸大事实，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认为自己是完美无缺和一贯正确的。领导格局就是在“谦卑”与“自恋”之间出现了分野。

《资治通鉴》中自恋型领导的典型人物是隋炀帝杨广。他对自己的成就高度欣赏，对自己的决策深信不疑，甚至怀有一种狂妄的自信。这种自恋逐渐使其变得嫉贤妒能，刚愎自用。比如，杨广妒杀了文学造诣极高的大臣薛道衡，还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说：“能做‘空梁落燕泥’（薛的名句）否？”另外一位名士王胄死后，杨广也说“能作‘庭草无人随意绿’（王的名句）否？”甚至在大势已去、国之将亡之时，杨广还“引镜自照，顾谓萧后曰：‘好头颈，谁当斫之？’” 在这样自恋型领导者执政之下，隋朝国力迅速消退，走向灭亡。

与之相反，对自身能力的局限性怀有深刻认知、对人民群众的智慧怀有巨大敬畏的谦卑型领导者，其格局是恢宏高远的。

比如汉高祖刘邦，《资治通鉴》在为其盖棺定论时就提到：“高祖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故。”刘邦不仅能够倾听张良、萧何、韩信等杰出人士的建议，还能够从下层人士的建议中汲取智慧。比如刘邦同意士卒娄敬的建议迁都长安，与关中百姓商议约法三章等。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幻，谦卑型的领导总能够以其恢宏的格局集思广益，防止决策出现重大偏差；自恋型的领导者不管曾经取得了多少成绩，其功业最终将会随着自我膨胀而灰飞烟灭。

（三）领导形象：“简约”与“繁杂”

领导形象是领导者展示出的个人仪态、待人接物等方面的综合形象。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领导形象崇尚简约自然、厚重质朴，反对繁杂矫饰、虚浮华丽。大格局的领导者在形象上朴素得体，不尚整饬；而小格局的领导者则过度重视形象管理，有形式而无内容。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两组非常著名的“对手”。第一组是西汉末年的刘秀与公孙述。当时著名的将领马援对这两位人物都有接触，他认为公孙述礼仪繁多复杂，只是“井底之蛙”。“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此他坚决告辞。而当马援见到刘秀时，却发现这位名声大振的领导者简约自然、朴实热情。于是感叹到“天下反复，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马援认为公孙述虽然是他的同乡旧友，却极力显摆权威；而刘秀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平实简易，两人的格局高下立判。

第二组是东汉末年的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之战前，曹操对战役的取胜信心不足，此时谋士郭嘉提出了著名的“十胜十败论”，对曹袁二人的领导力进行了一次详尽的分析。《资治通鉴》收录了这段著名的评论。“十胜十败”论的第一条就是关于曹袁两人的领导形象差异。“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

郭嘉认为，袁绍礼仪繁琐，在形式方面着力过多；曹操则洞察大道，以简御繁，这就在领导格局上更胜一筹。在此基础之上，郭嘉还从谋略、决策、用人等诸多方面对两人的领导力进行了对比。

事实证明，真正大格局的领导者不拘小节、崇尚简约，努力从谋略和思想上胜人一筹，而非在外部形象上追求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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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领导行为是衡量领导格局的重要标准

西方领导行为理论在解释领导格局的高低方面显得非常薄弱。而在中国领导科学的视域下，领导格局在行为层面主要考察的是领导者在重大决策、成败态度和用人襟怀方面的差异。

（一）重大决策：“纳谏”还是“拒谏”

决策能力是衡量领导力的关键要素，而领导者做出决策的方式则映衬了其格局的大小。大格局的领导者在决策时能够放下自我执念，集众人之智慧做出最合适的决策；小格局的领导者则刚愎自用，对正确的建议不能甄别采纳。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三位因拒谏而导致失败的君主。

一是前秦君主苻坚。苻坚是一名颇具领导力的君主，但致命弱点是刚愎自用。在淝水之战前，虽然绝大多数人都反对讨伐东晋，但是苻坚却一意孤行，最后兵败而英雄末路。

二是梁武帝萧衍。萧衍虽然在即位之初很有作为，但是到了晚年却拒谏饰非，以至于身死国灭。

三是隋炀帝杨广。《资治通鉴》记载，杨广曾经对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隋炀帝多次拒谏，并对谏言者处以极刑。苻坚、萧衍、杨广三人误国，就是从“拒谏”开始的。

反之，大格局的领导者不但善于向自己的追随者纳谏，还能够大胆地采纳来自对手方面人才的正确意见。

比如楚汉之争时，刘邦正确地采纳了降将韩信的《汉中对》和陈平的离间计，大大加速了打败项羽的进程；东汉末年的曹操对从袁绍一方来投的荀彧、郭嘉、许攸、辛毗、董昭等谋士礼遇有加，在官渡之战采纳了许多来自于他们的正确意见，一举击败了袁绍；初唐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李世民对其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不但没有贬斥，还将其置于谏议大夫的位置，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成就了君臣知遇的典范。由此观之，纳谏不仅仅是一种科学决策的能力，更是一种领导格局和心胸。

（二）成败态度：“坦然”还是“戚然”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果一个领导者对待进退流转、兴衰成败能展现一种坦然的态度，才是真正的大格局。

一是面对成功之时的冷静，其典型人物首推刘邦。《资治通鉴》记载，刘邦进入关中后，看到秦王朝的宫室宝器，曾经想过就地享乐，但是，他听取张良等人的意见，不但退军霸上，还与当地民众约法三章。由于坚决执行纪律，刘邦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为夺取天下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对于刘邦的领导格局，连项羽帐下的谋士范增都感慨“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成功之时不得意忘形，能够从政治的高度做出理性的决策，这是大格局领导者应有的表现。

二是面对失败之时的理性。典型的例子仍是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的对比。曹操曾经不听众人劝告远征乌桓，险些遭遇惨败。战役结束后，曹操把劝谏过他的人找来，重重地封赏了他们，以表彰其直言之心。而袁绍在官渡之战中没有采纳谋士田丰的意见遭致失败，恼羞成怒，把田丰打入大狱置于死地。从这些案例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大格局的领导者在成功和失败关键时刻总能保持理性冷静的头脑，用宠辱不惊的态度应对未来挑战；而小格局的领导者则“宠辱若惊”，成功之时因狂喜而蒙蔽了自身的判断，失意之时又陷入极度愤懑中迁怒于人。

（三）用人襟怀：“唯贤”还是“唯亲”

领导者要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西方领导理论界都认为领导者对众多追随者很难做到一视同仁，难免会根据关系亲疏远近来进行人才选任。从领导格局的视角来看，拥有大格局的领导者能够摒弃远近亲疏之见，公正无偏私地对待追随者。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多次强调“用人者，无亲疏新故之殊，唯贤不肖为察。”

大格局的领导者必须有恢宏的气度和广阔的胸怀，拥抱来自五湖四海的贤才，最典型的例子是唐太宗李世民。《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曾经系统总结了自身取得成功的原因，总共有五个方面：不嫉贤妒能、用人所长、敬重一切人才、不排斥正直之士、尊重少数民族人才。在李世民眼中，亲者和疏者、正统与夷狄，都要一视同仁，无贵贱高下之分。李世民在用人方面礼遇知识分子、善待降将、保护功臣、恪守君道，正是这种用人襟怀使其成为历史上最具有格局的君主之一。

从《资治通鉴》中反映的历史规律来看，大格局的领导者眼中无人才亲疏之分，只有贤愚之别，能做到任人唯贤；而小格局的领导者在用人问题上始终无法跳出任人唯亲的窠臼，最终导致“亲者进、贤者退”的人才逆淘汰局面，从而丧失人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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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情境认知是检验领导格局的关键尺度

与西方领导理论重视微观的情境要素不同，中国领导科学理论尤为重视领导者对所处宏观情境的认知，特别是对情境中时间概念、空间构念、人性本质的洞察。

（一）时间概念：“长期”还是“短期”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谋划长远，预见未来，判断趋势。衡量一个领导者的格局大小，不能简单地看其在某个特定时间的领导力，更要注重考量其对后世治理产生的深远影响。《资治通鉴》中特别推崇长期主义的领导格局，认为“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

在《资治通鉴》记载的大量的领导者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当属汉武帝刘彻，历史上对刘彻的评价存在两极分化的观点。

比如李世民评价“汉武骄奢，国祚几绝”“穷兵三十馀年，疲弊中国，所获无几”，而以《汉书》为代表的史学著作则对刘彻的雄才大略持正面评价。

司马光观察历史领导人物的格局，历来是站在长期主义的视角下进行的。他认为，刘彻虽然“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但从长期的视角来看，汉武帝不失为有大格局大境界的君主。他能够“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应该说，司马光此论从道义、制度、用人、自省等长期主义的视角来评价汉武帝功过，是非常中肯的。

对那些目光短浅，缺乏远见的领导者，司马光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比如，在《资治通鉴》的第11篇评论中，他分析六国之所以沦丧的原因。认为从大局上看，合纵于六国是有利的，可是六国的领导者鼠目寸光，自相杀伐，互相拆台，不能信义相亲，最后被暴秦瓦解。由此可见，具备长远目光、全局观念的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大格局的领导者才有长期主义的思维能力。

（二）空间构念：“有形”还是“无形”

除了对时间概念秉持长期主义的观点之外，大格局的领导者还要能够在空间构念上突破有形空间的束缚，超越一城一地的得失，善于从政治人心的高度思考问题。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两则很有代表性的对话。一则发生在战国时期，魏武侯乘船顺黄河而下，在中游的时候回头对吴起说：“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则回答：“在德不在险。”还有一则发生在曹操与袁绍之间。袁绍和曹操一同起兵讨伐董卓时，两人讨论如果讨伐失败，该如何决策。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曹操则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从这两则对话当中，可以读出领导者的格局差异。魏武侯和袁绍的空间构念仍是“有形的”，即认为地理上的优势是其可以倚靠的屏障。吴起和曹操的格局早已超越了有形的地理空间，他们将“德政”“人才”这些无形的要素视作成功的资本。后世的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提到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同样是对空间构念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其格局境界也是超乎常人的。

（三）人性洞察：“人本”还是“物本”

大格局的领导者对人性的理解和体察是细致入微的，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以人为本”，也就是将人才视为有权利、自由、个性、人格、尊严的个体，能够尊重人性中合理的需求和欲望，在领导工作中做到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小格局的领导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才的认知是“物化”的，视人才为可资利用的器物，以权术来控制和统御人才。《资治通鉴》推崇的领导者，是那些既能客观地理解和洞察人性中的欲望和需求，又能激发人性当中光明向善一面的人。

《资治通鉴》记载了两个非常相似的案例。其一是光武帝刘秀烧信事件。刘秀曾经征战河北，消灭了强大的对手王郎，但事后发现了大批部将通敌并且毁谤刘秀的信件。刘秀毫不犹豫地将信件焚烧销毁，让忐忑不安的通敌者放下心中石头，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其二是曹操烧信。曹操在官渡之战时起初处于劣势，不少手下为了自保，纷纷写信给袁绍投降。可后来曹操出奇制胜，缴获了很多他的部下与袁绍私通的书信。就在众人担忧之时，曹操一把火全部都烧了。刘秀与曹操，在这个事件中都能够深刻洞察人性的弱点，做到对人性“知黑守白”，这就展现出非同一般的领导格局。

相比之下，《资治通鉴》中还记载一些善用权术、察察为明的君主，比如隋文帝杨坚、魏明帝曹叡等人，虽然他们也不失为有为之君，但是领导格局限制了其领导力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编辑时有删减）

编辑|丁凝 主编|张宁

校对|谷红欣 视觉|牛大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