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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外卖市场制造新矛盾?

来源:未央网 2021-10-19 09: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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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谁在外卖市场制造新矛盾?)

01

前两天雷慢去一家餐厅吃饭,正是中午繁忙时,见一位外卖快递员趴在后厨的柜台上叫:有没有人?X团X号!

喊了一会,后厨没人答应。他开始发急地喊:已经超时啦。

这时一个餐厅中层领导模样的人过来说,别在餐厅里喊,会影响客人就餐的,出去等!

快递员不乐意,一边叫着“超时了”,“你一单超时,我后面的就都来不及了!”一边被推搡着出去了。

两人到了门口继续争执,没一会,快递员气急败坏地开始喊:X你妈!X你妈。

饭后出了餐厅,这事本就忘了,刚走到第一个路口,又碰到两个外卖快递员在等红绿灯,只听见其中一个对另一个吐槽:X妈的,超时又被罚了50块。

烈日下,他们就像是被算法系统驱使着的热锅上的蚂蚁。

外卖市场的矛盾由来已久,但细细一想,这还是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劳动市场之外的第三种矛盾,它的由来,我们从劳动市场角度慢慢道来。

封建主义时代,佃农向地主租地,土地租金是约定俗成或朝廷规定的。封建主义的特征是地主从租金里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佃农从地主手中租地,缴纳约定的地租。而佃农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原材料,可以独立于地主而为自己生产劳动价值。

封建时代的租金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是按产量比例缴纳,另一种是固定数量。但不管哪种,佃农生产的越多,自己留取的部分也会越多。它的前提是,封建主义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分离的。

因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分离,并不产生剩余劳动的纠纷,如果双方有劳动矛盾的产生,则由地主和佃农之外的律法或朝廷来决断。处理矛盾的方式被外部化了。

所以,历史上的地主、佃农矛盾,很多被抑制或消解在县衙或家族中。直到农民起义时,这种矛盾才会被激化爆发。

02

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工人的劳动资料和生产工具是被剥夺了的。工人获得劳动价值的方式是出卖劳动力,来换回工资,再到市场上去购买生活消费品。所以工人被迫依赖资本家,资本家因为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没有自给自足的劳动力,也强依赖于工人。

和封建主义社会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空间和时间上是没有分开的。所有的劳动都生产成为产品,而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并且劳动者并不能在车间里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用品,工人必须依赖资本家,资本家也依赖工人,这使得他们的彼此需求和矛盾,都紧密相连。

这些特点,决定了劳动关系中矛盾产生的环境。

要知道,在资本主义劳动市场,资本家的代理人——工厂经理或工头,才一般是发号司令和催促工人的人,劳动生产的矛盾,也一般发生在工头和工人之间,生产活动的斗争——相爱相杀都通常发生车间里。

虽然矛盾发生在车间,本质并不是工头和工人的矛盾,实际上是掌握生产工具者通过工头来“控制和协调”劳动者的矛盾。

工头或车间经理实际是为资本家而工作,帮助控制与协调生产劳动。但在封建主义社会,发生在土地上劳动生产的控制与协调,由劳动者自我进行。

在200年前的欧洲,和100年前的中国,我们常见的工厂罢工和工人起义,通常是工人和资本家或工人和工头、工厂经理之间矛盾的直接表现。

03

历史前进到大数据时代,取代工头、控制和协调工人工作的不再是人,而是“算法”。

算法是一个虚拟模型,并不具有自由意志。基于算法控制的外卖平台,走入劳动市场矛盾的漩涡。

外卖市场是一个三方劳动关系市场,即平台、劳动者和商家构成。三方的角色,平台掌握者效率最高的生产工具——互联网,商家也掌握着生产资料,包含生产工具——厨房和菜品等。但外卖快递员不掌握任何生产工具。因为有商家这个第三方的存在。这并不是简单的劳动市场,而是形成了一个劳动生产——劳动服务市场。商家提供生产,平台进行服务。

外卖快递员获取劳动价值的方式仍是资本主义的“计件工资”法,多劳多得,向资本家缴纳的仍是“劳动力”,而不是地租。生产工具仍然掌握在资本家手上,只不过它从之前的机器、车床,变成了互联网——互联网的本质是技术,仍属于“生产工具”。

在学者郑广怀的《武汉市快递员外卖员群体调查: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一文中,他认为,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若依据这个理论,可以认为,外卖快递员只是平台这个生产工具的延伸、附庸或具体表现形式。

外卖市场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协调生产的车间经理或工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算法系统”,外卖快递员在算法系统的控制与协调下,完成一系列流水线动作。不过关键的是,这系列流水线动作,并不发生在车间里,工头或车间经理也虚拟化的角色,外卖快递员没有讨价或者斗争的能力与对象。

算法系统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任务仍是最大程度的榨取外卖快递员的剩余劳动价值。但这种榨取,是在劳动服务市场进行的,当外卖快递员无法同算法系统斗争来争取时间或权利的时候,他只能极力要求另一个劳动生产者的配合——即商家的配合。

但服务市场对服务要求的极限,一定是高于劳动生产市场的。外卖平台甚至恨不得一分钟就把餐品送达消费者手上。但问题是,劳动生产做不到这样的极限。

于是,就发生了外卖快递员怒骂餐厅的一幕。

实际上,平台利用算法系统对外卖快递员的控制,迫使快递员去协调劳动生产者——因为他们彼此不从属的关系,所以快递员没法控制商家。因此,矛盾往往爆发在快递员和商家之间,而不是发生在平台和外卖快递员之间。

更复杂的是,由于平台将消费者拉入了劳动服务市场,用“评价”来影响快递员的绩效、工资水平,矛盾也往往在快递员和消费者之间爆发。

但真正的资本家虚拟代理人——平台或算法系统,既由于其虚拟性,也由于其对矛盾的转移,并不是斗争的对象。

雷慢之前在《谁还不是算法喂养的!》里说过,从农耕到工业流水线,人从与土地、自然的关系转变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从流水线到信息系统,人和机器、资本的关系异化为人和机器算法的关系。如果说资本家还有人性关怀,算法系统可不会。这时的资本,躲在算法后面,资本的人文关怀责任被隐藏了,而被指责的风险被转嫁给算法和系统、以及消费者。

参考资料:《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美】迈克尔·布若威著 李荣荣 译 商务印书馆 2019

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新金融洛书 发表,内容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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