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四大中长期因素或导致全球通胀再上一个台阶

有四大中长期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一次的全球通胀再上一个台阶，分别是过去十年累积的货币超发力量、新能源革命推高部分金属价格、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

12月8日，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线上发布会上指出，有四大中长期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一次的全球通胀再上一个台阶，分别是过去十年累积的货币超发力量、新能源革命推高部分金属价格、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以及全球产业链加速重组。

管涛指出，上一次大通胀主要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胀，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货币超发，二是供给侧冲击——1970年代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在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时期，全球主要央行也采取了货币超发措施，但由于没有发生供给侧冲击，所以没有看到通胀压力。

但管涛强调，现在的问题是，即便是在疫情暴发前，世界经济也处于“三低”的新平庸状态，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疫情暴发之后，很多国家的央行大水漫灌，但大家认为仍可能不会有通胀的风险，结果货币超发力度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应对时期，但这一次又同时遭遇了供给侧冲击。

美国过去十多年流动性极度宽松

管涛说，今年以来，先是新兴市场通胀大幅上升，然后，4月以后，美国通胀也持续高企。目前，美国和欧洲都有全面通胀的风险，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供应链危机，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飞涨，国际物流费用推高了商品价格。疫情还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尽管失业率有很大改善，但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使得一些企业出现了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在美国，最近一段时间工资出现了加速上涨的势头，虽然迄今为止，美国工资的涨幅仍然低于CPI的涨幅，但不排除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涨。

“除了去年为了应对危机的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以外，实际上，这一次的货币超发更要从2008年那次危机应对开始算起。即便是美国，它在2014年以后也启动货币政策正常化，到2018年年底最后一次加息，在2019年重新转为降息和扩表，实际上它的货币政策正常化是半途而废了，所以它在过去10多年流动性极度宽松，孕育了比较大的通胀力量。”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表示，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和近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增加对美国的经济再次构成威胁，对通胀前景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鲍威尔称，奥密克戎毒株将对就业和各种经济活动带来风险，而由此带来的担忧将减缓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并加剧供应链的瓶颈问题。

管涛认为，新冠病毒新变种的出现可能进一步加大通胀压力。“目前来看，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供应链和劳动力市场就越难得到改善，过去十多年货币超发孕育的通胀反噬的力量就会越大。”他说，这是各国央行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经济受疫情的影响还没有恢复而通胀不期而至，那么各国的宏观调控就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旦通胀预期起来以后，央行可能就被迫要做出反应。”

IMF建议央行们快速行动应对风险

在通胀压力下，各国央行应该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对此，IMF建议，一般情况下，央行能够不囿于临时性的通胀压力，避免贸然收紧货币政策，直到底层价格变化变得更加清晰为止。尽管如此，央行应做好准备，在经济复苏快于预期或通胀预期上升的风险迫近时，快速采取行动。

IMF认为，如果在就业依然低迷的情况下通胀持续上升，通胀预期发生变化的风险变得更为明确，那么可能需要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遏制价格压力，即使这会导致就业恢复得更慢。如果等到就业形势好转后再收紧货币政策，通胀可能会以自我实现的方式上升，这会损害政策框架的公信力并增加不确定性。随着这种怀疑情绪的不断加重，私人投资将被拖累，这将导致就业复苏步伐放慢。

根据IMF的预测，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总体通胀很可能在2022年中期之前回到疫情前水平，尽管这种预测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各国的通胀前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一些经济体（如美国、英国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上行风险。

四大因素或推动全球通胀再上台阶

管涛基本认同IMF的预测，但他同时指出，“一些中长期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一次通胀的表现和大家的预期不太一样”。“事实证明。我们本身已经低估了这一次通胀的风险，不仅仅是美联储犯错了，很多央行、国际机构也可能出现了低估。”他认为，有4个中长期因素可能会导致全球通胀再上一个台阶：

一个是过去十年累积的货币超发力量，“如果资产市场不能充分吸收这些流动性，一旦流动性进入了实体经济领域，那么通胀的压力就是不可小觑的”。

二是新能源革命可能会导致市场对于锂、铜、钴、镍等金属的需求剧增，这意味着这些金属的价格涨上去可能就下不来了。

三是疫情带来的疤痕效应，可能导致大家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重新思考。劳动力参与程度的降低可能即便在疫情结束之后仍然会延续，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会不会对通胀形成持久的支持？

四是供应链危机，各方从注重效率转向考虑安全，因此，不排除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会加速重组，可能一定程度上会牺牲国际分工的效率，导致成本有所抬升，这对通胀会有持久的影响。

管涛认为，这场大流行并不是一个短期冲击，对全球经济来说，应该是一个中长期的变量。他指出，有些国家把这场疫情当做一个短期冲击，不计成本地采取刺激措施，但是没有想到疫情会反反复复，结果刺激政策不断加码，货币宽松迟迟不能退出，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政策应对的成本，同时也为未来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加大了难度。

“在疫情没有得到遏制的情况下，很多的流动性可能不能够有效地进入实体经济，反而进入了资产市场，或者进入了银行信贷，造成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和债务泡沫。现在的刺激力度越大，未来退出的难度和成本就会越高。”管涛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