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丨郑永年：共同富裕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的发展

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首期海纳讲座“共同富裕与中国企业发展前景”中提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均贫富”。他认为，共同富裕必须具有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因为社会是一个由人组成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如果过于分化，就很难形成合力。

郑永年教授认为，共同富裕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但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要通过发展来实现。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来说，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更多的时间。而且，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起伏的过程，没有一个社会可以保持永远的富裕，富裕程度随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共同富裕必须是一种包容式、开放式的发展。就中国来说，包容和开放式发展的实现取决于处理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如果按照财富和收入分配标准来划分，当前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贫穷国家，或者说低度发展国家，这类国家是大多数。第二类，富而不公、富而不平国家，这些国家尽管发展起来了，但财富和收入分配差异过大，社会高度分化，美国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第三类，社会福利国家，比如北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厚重、福利水平高。郑永年教授对此评价，第三类国家是极少数的存在。

郑永年教授指出，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过程中面临着内外双重挑战。从外部环境看，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芯片、贸易、投资等领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部经济力量的挑战，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从内部环境看，中国市场也存在一些短板问题：第一，部分技术被“卡脖子”，虽然我国科技发展迅速，但以应用性技术为主，原创性技术较少；第二，制造业工艺还有待向更高端水平提升，比如芯片，可以设计但制造能力仍然不足；第三，规则被“卡脖子”，国内市场表现为大而不强、规则不统一。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郑永年教授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他认为，首先，中国具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三层资本、三层市场构成的混合经济和多元市场主体的作用，使得不同资本之间可以分工合作。而且，中国的国家动员能力强，在新型举国体制之下，扶贫等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和西方国家比较，中国政治是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同时实现了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可持续社会稳定，背后就是制度支撑。其次，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基础与经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技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向原创性。

对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郑永年教授提到了三方面。

首先，要做好可持续发展。从内部来看，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强化发展作为政府的责任，并加强内部消费社会的建设。从外部来看，中国进入了“第三次开放”阶段，比如和东盟国家签署了RCEP，并正式申请加入CPTPP。要促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制度型开放并行。

其次，努力实现公平社会与共同富裕，这需要正确理解三次分配——上不封顶，鼓励致富；下要保底，做好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还要解决城乡问题，城乡双向流动，社会资本下乡。更重要的是要做大中产。税收问题也是其中难点，浙江的实践经验值得借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衡，外资和内资的平衡，区域间的分工合作与平衡，进而逐步把统筹提高到省一级。

最后，要进行体制改革，要坚持包容式、开放式发展，协调好各方的利益，把握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企业是经济主体，民众是社会主体，政党是政治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