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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欧、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最新发声!全球面临高风险环境,中国经济怎么走?

来源:券商中国 作者:郭博昊 贺觉渊 2022-05-15 07: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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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达利欧、林毅夫等经济学家最新发声!全球面临高风险环境,中国经济怎么走?)

5月14日,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在线上举行,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作主旨演讲,并邀请到林毅夫、刘世锦、余永定等知名经济学家共同展望世界经济、金融与全球秩序。

当前,人类还未走出世纪疫情阴霾,又面临新的传统安全风险;全球经济复苏仍脆弱乏力,又叠加发展鸿沟加剧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也在上升。

瑞·达利欧在会主旨演讲中呼吁,各国之间要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

在本次论坛上,多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当前,世界经济、金融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但中国仍将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也能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接下来,要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也要进一步挖掘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来挖掘绿色转型创新潜能。

谈世界经济形式,瑞·达利欧:全球面临高风险环境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每当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大国崛起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候,会产生高风险环境,而这正是当今全球所面临的情况。

达利欧指出,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内部冲突、大国崛起三大力量齐头并进的时期。首先,巨大的债务伴随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化,中央银行印钞票来购买债务在全球三大主流货币当中尤为严重。其次,一些西方国家存在严重的内部冲突。另外,如中国等大国的崛起将带来在大国之间竞争过程中难以避免冲突。而历史经验表明,每当这三大力量齐头并进,就会产生高风险环境。

达利欧在会上强调了债务问题。他表示,回顾历史,一个国家在走向繁荣的同时,背后可能是不断推高的借贷,债台高筑后会产生金融泡沫。当某个国家贸易份额不断增加,且大多数贸易以该国货币结算,使得该国货币成为储备货币,这将促使更多的借贷行为。接下来,面对财富分配的不平均,也往往会通过印钞来试图缓解矛盾。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冲突不断地上升,接下来前方的路非常不明朗。”达利欧表示,各国之间要有序竞争、避免冲突,保持对话、合作共赢,共同为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做出努力。

谈中国发展,林毅夫:中国能保持动态经济增长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表示,中国应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保持开放的态度。

林毅夫指出,中国会保持动态的经济发展增速。当前我国人均GDP低,科技人均占比更低,但随着中国不断迎头赶上,发挥后发者优势,中国每年应该有8%的增长潜质。此外,中国按照购买力评价来看已经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国内市场庞大,国际经济份额占比高。

“在较好的政治环境保障下,中国能够保持动态经济增长。”林毅夫说。

林毅夫还介绍,中国应积极保持开放,能够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2008年以来,中国占每年全球增长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如果中国能够保持高速增长,将会持续地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进一步指出,中国不仅是购买力评价体系下的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是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70多个国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上述国家占到全球的90%。贸易是双边共赢的,在当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之下,其他国家可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获益良多。中国保持高速动态经济增长,并且保持开放型的改革态度,将会通过自身的增长,为其他国家带来机会。

如何应对风险?余永定:提高中国海外资产安全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余永定强调了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问题。他表示,要调整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平衡中国国际收支,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局。

余永定强调,中国的海外资产负债结构需要调整。一方面,提高海外投资的净收益。调整的主要内容是降低外汇储备在中国海外资产中的占比。另一方面,提高中国海外资产特别是外汇储备的安全性。

中国的海外资产可以分成存量和流量两部分,余永定认为,对已有的海外资产存量,可以采取四方面措施:考虑减持美国国债、增持其他形式资产;增加对中亚等一些战略资源生产国的投资;严格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用IT技术、数字货币等技术手段提高海外资产安全性。

对于海外资产流量部分,余永定认为,可以考虑八类政策调整方式:

第一,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内需带动进口。减少贸易顺差重要的条件是必须有国内内需,要保障强有力的内需,除了长期的结构性改革以外,从短期来看要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

第二,尽快取消过去为鼓励出口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

第三,增大对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

第四,少购买美国国债,更多进口美国产品,尽可能履行中美贸易协定。

第五,特定时期维持贸易逆差。通过增加进口和用掉多余的外储,和执行中美贸易协定结合起来。

第六,实行浮动汇率政策。要坚持干预市场、适应维护市场稳定导致的外汇储备增加或者减少。

第七,增加海外投资形式。通过把贸易顺差转化为海外投资也是一个调整的方式。

第八,发挥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优势,但要小心债务陷阱。

如何挖掘潜能?刘世锦:绿色转型创新将产生更多附加值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政协委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刘世锦表示,可通过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挖掘真正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性潜能。

刘世锦介绍,应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方式分为以下三类:

防御型反应,传统能源或高碳的行业考虑转型重组甚至退出。

适应型反应,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

进取型反应,用低碳、零碳的新能源新技术取代传统的高碳能源、高碳产业。

“防御性和适应性反应对气候改善作用有限,甚至会推后能源和经济的绿色转型。”刘世锦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都应把重心放在进取型反应上,实现技术的系统性替代,用低碳、零碳技术替代原有的高碳技术。

刘世锦进一步介绍,随着绿色转型创新,在实现减碳之外,还将产生更多的附加值,创造更多消费者剩余。以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为例,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占整个汽车比重13%,今年一季度占比接近了20%。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初衷是为了减碳,但最终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超乎想象。

刘世锦表示,绿色产品上市初期会有比较贵有溢价,但随着创新竞争的加剧,价格在下降,其竞争力将逐步提升。通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绿色创新将使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大幅度地下降。

在刘世锦看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数字化转型阶段,为应对环境变化所作的技术创新将大大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数字经济带动的绿色化会产生大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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