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长”经济学

（原标题：“团长”经济学）

【市场敏感】

绝大多数情况下，“团长”的辛劳换来的不过是一句谢谢而已，但在这一刻，自利与利他之心，却会同时得到较大满足。

魏敏

社区团购作为突发局面下的自组织模式之一，无疑在这次疫情期间的上海滩“浪奔、浪流”了一把。甚至连一向在下沉市场苦心孤诣多日，在拼购领域颇有建树与心得的某电商平台也甘拜下风，背后的“团长”们对此居功至伟。

例如，同样一个品牌的西瓜或者排骨，数百人的小区微信群内，虽然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更加优惠，成团门槛更低，不论20份起团，还是10份乃至5份，往往都凑不足人，无法成团。而社区“团长”发出来的链接，哪怕成团门槛更高，往往要三五十份左右，价格可能更贵，但成团都很轻松，分分钟截单。以笔者所在的浦西某中小型小区为例，两个月封控期内由“团长”发起的成团数量约在80余单，某电商平台成团数量仅为前者1/5左右，难以望其项背。有钱不会省？素有“门槛精”美名的上海人缘何如此？何况“团长”们在采购过程中是否会谋取私利也不是没有人怀疑过，为何“我的团长我的团”仍然得到追捧？

自利是本能，利他却是本事，这当中的关键还是在于人。“团长”从行动中得来口碑，“团长”用行动打消各种疑虑，“团长”在行动中体现出优秀的协调组织能力等等要素，保证了成团的基础。实事求是地说，不计任何回报，不赚任何一分钱，没有任何怨言，是身边绝大部分朋友对这次绝大部分“团长”的公允评价。平常连微信群都没有的小区，不知对门贵姓、邻居家里住几个人的小区居民，因这次疫情暴发出了人效的最大化。“团长”的产生也有几分必然中的偶然，上海本不缺人才，举手投足，三言两语间，无意峥嵘毕露，奈何才华出众。加上一份或作为党员，或作为母亲（父亲），或仅作为普通居民一员的责任感，“团长”们纷纷挺身而出。有的即便不做“团长”，也是积极报名当志愿者，承担了协调资源、制表、比价等工作，是“团长”背后的基石。

特殊时期，电商平台自行拼单的商品与“团长”组织的商品相比较，抛去是否货真价实不论，电商的东西要去小区门口自取，无法再像往常一样，由快递师傅送货上楼入户。生鲜商品放臭或某些商品丢失，并不少见，且难以问责。以笔者好不容易在某电商平台上拼够成功的西瓜为例，到货第二天才偶然在APP上发现西瓜已经在前一日送达的系统消息，而到货日一个电话一条短信也没有，再去找寻，果不其然已经丢失。而“团长”组织的团购，显然弥补了商家责任心的短缺，除了会负责接货核对，还会和志愿者一起分发入户。尤其是生鲜商品，特殊时期到货时间根本不可控，这一点更为要紧。以前两个月上海的温度，一旦里面有猪肉等无法在露天过夜的食品，“团长”很可能半夜还带着一批志愿者在小区内忙碌，而对于物流及快递师傅的抗原检测也是后期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自己从电商拼来的商品，物流环节的消杀与安全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偶发的快递涉阳传播的新闻，更是加深了这一焦虑。对比之下，“团长”组织的团购更受欢迎的原因不言自明。

当然，“团长”既然承担了这一责任，也当然要有“自我保护”的风控措施。例如笔者所住小区的“团长”们在小区大群之外，专门建了一个团长与志愿者群，开群先报备，在物资来源真伪，价格公允与否得到大家确认之后，再去协调居委、物业，以及组织各时间段的志愿者分工，从源头上杜绝“野团”。而自始至终保持极高的主观能动性，非盈利性却“不用扬鞭自奋蹄”的作风，正是“团长”们这一自组织的魅力所在，甚至超越了一般管理学所能理解的范畴。要知道，绝大多数情况下，“团长”的辛劳换来的不过是一句谢谢而已，但在这一刻，自利与利他之心，却会同时得到较大满足。

(作者系哲学博士、上海健康医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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