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38年：在大理乡村找到生活的温度）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王莹岭
编者按 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37年前，我无法在世界地图上辨认出中国，而现在，我的身份已经与这个国家难以分割。我可以预见，自己的灵魂将永远漫步在喜洲的小路上。这里现在已经是我的家、我灵魂的归宿。”很难想象，这是一个美国人对中国的情怀。
林登是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1984年，林登在美国芝加哥边清洗地毯边读夜校，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到中国求学，并亲历了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此后，林登先后求学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学。
2004年，林登与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儿子再次回到中国，在云南喜洲创立“喜林苑”酒店品牌，并致力于保护和修复中国物质文化遗产，喜洲人亲切地称呼他为“洋村长”。
喜洲位于大理的北部，东临洱海，西枕苍山，距离大理古城18公里。这里不像双廊古镇、龙龛码头，坐拥一线洱海景色，以因时而变的大片稻田、保存完好的白族建筑群、白族扎染文化的传承而引人入胜。老舍在1941年的冬天来到喜洲，在《滇行漫记》中写下，“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林登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扎根了18年。
2022年11月，林登的新书《寻乡中国》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记录了林登从1984年以来在中国的故事和回忆。林登希望，世界能意识到中国的传统之美和中国的智慧，“我的故事代表了另一种声音”。
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林登为何会对中国文化产生高度的认同？为什么没有选择中国的发达城市，而是选择扎根乡村？在乡村，林登怎样向世界传递中国的故事？在拥抱中国的同时，林登自身获得了什么？
近日，时代财经带着这些问题对林登进行了专访，他向记者讲述起他创作这本“回忆录”背后的思考。
林登提到，在乡村，能够更真切地触摸到中国的文化基因，看到中国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我希望，能够让世界看到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国。”
令林登感到遗憾的是，除了中餐、功夫、熊猫等这样一些具象的文化符号，外国人似乎对中国知之甚少，也很少有渠道在传播微小的、具体的、真实的中国故事，他希望传播这样的故事，“我在中国的这段个人经历，本身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故事，我在这里渡过了38年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这片土地的吸引力。”
对于大理，林登也有自己的愿望。他乐于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乡村生活，成为“新大理人”，但他认为“大理的乡村不是一张白纸”，这里有千百年来的本土文化，他希望，人们不仅能因为苍山洱海而爱上大理，更能在和大理文化的交融中，扎根大理。
时代财经：从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到现在已经过了38年，这些年你走过了中国的很多地方，当初为什么没有选择大城市，而在乡村扎根？中国的乡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林登：自从我在80年代第一次来到中国，38年来，我看到中国城市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许多方面，城市代表了中国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奇迹，但农村仍然与中国过去近五千年的遗产保持着切实的联系。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文化和国外城市的差别在逐渐缩小，但是中国的农村和国外的农村比起来还是有很明显的独特之处。
我的目标是向外界讲述中国的不同故事，一些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在体验，但中国沿海地区以外的故事似乎还没有被很多外国人讲述。
比如，如果我介绍北京，我可以讲故宫、可以讲天安门，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对北京的印象可能是三里屯、星巴克、苹果店，这些东西的说服力可能没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既然我的初心是要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就需要找一些比较有说服力的故事，农村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大理喜洲现在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风俗。
如果我可以让他们了解中国乡村的一些文化、传统、热情，以及它的包容性，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中国的乡村仍然是新旧互动的画布，让大家看到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旧混合体。
时代财经：你找到了有说服力的故事？
林登：我觉得中国文化很难用某一个故事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来积累的一些传统风俗和智慧，就非常有价值和说服力。
我觉得在农村才能更真切地触摸到中国文化的基因。在城市我们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但在农村，我们可以和亲戚、朋友、大自然、动物更加密切地交流，我能感受到我周围的一些村民都能很好地平衡生活。所以即使我现在经常很忙，压力也比较大，但还是觉得这样的生活会比我在芝加哥的时候好很多。
时代财经：《寻乡中国》这本书是你的自传，也是在中国38年来的回忆录，你说从这里能看到“一个美国青年如何被中国五千年文化逐步塑造，变成一个更加成熟和有个性的人”，作为美国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对你有什么改变？
林登：其实原来我在美国的时候教育背景不是非常好，22岁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方向，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泥土”。自从我来到中国之后，我慢慢地被中国文化、中国人“雕塑”成了一件新的“作品”。
中国向我开启了一种用一生都无法完全领略其深度的文化，中国人也乐于向我分享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欢迎我成为这些传统的一部分。我对中国了解得越多，我的中文就越好，中国人对我的拥抱也就越深。
时代财经：1984年第一次来中国，2004年第二次来中国，期间相隔20年，这两次来中国感觉到有什么不同？38年来也算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的最快速发展的时代，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感受？
林登：1984 年和 2004 年的主要区别是“希望感”。1984年，经济变革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人质疑它的可持续性，因此大多数人仍在观望。到了2004 年，这种质疑和观望似乎都消失了，每个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经济梦想。
中国近40年来的变化，从有形的角度看，是中国城市的物质发展，比如对道路、机场、高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而从无形的角度看，社会的变革和个人自由的梦想释放了一种更有希望的文化，这样的思维变化更加了不起。举个例子，现在我和很多中国人能互相交流、理解、尊重，但在40年前这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提到发现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非常少，只对中餐、武术、熊猫有印象，或者了解一点皮毛。你留在中国是想“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故事”，你最想传播的是什么，目前来看这样的传播奏效了吗？
林登：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外界对中国的看法似乎越来越狭隘和偏颇，很大程度上只把中国视作经济上的竞争对手，这是一种令人失望和傲慢的趋势，我也非常地担心很多人没办法透过这些观点看到真正的中国。
因此，我认为首先要传播中国两千五百年来秉承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这颗文化的种子，让外国人知道，其实中国是很包容、很热情的，这是一种千年来的传统。
一些具体的文化形态，比如中餐、武术、书法、国画，和一些艺术、工艺，中国人自己就已经传播地很好，很多美国人也都知道这些，也喜欢这些中国文化元素。但是很少有渠道去传递中国当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外国人在讲述这些。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美国的电影、电视剧看到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也可以透过迪士尼、NBA、星巴克、好莱坞电影感受到美国文化的输出，这些文化影响着很多中国年轻人，但是外国人很少有平台能够了解到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
因此，我希望分享我每天看到和经历的中国人的故事。我和很多美国人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最喜欢听我说的不是北京的798园区有多好、上海的田子坊多有特色、成都的宽窄巷子有多好玩，而是具体的、细微的、个人的中国百姓的故事。
其实我在中国的这段个人经历，本身也是很有说服力的故事。我在这里渡过了38年的时间，就足以证明这片土地的吸引力。我能拥有现在的生活，就是因为来到热情、包容的中国，我才有这样的自信去追求和实现我的梦想，才有机会可以写一本书。
时代财经：除了想要传播中国故事和文化的理想，就个人而言，留在中国获得了什么？
林登：在中国，我找到了一种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在西方，我被鼓励独立，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虽然在理论上这听起来很吸引人，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我们无法完全拥抱这种所谓的自由。我们以自私的形式寻求慰藉，寻求身份认同，而不是与一个国家的紧密联系。
在中国，这里有明确的社会关系，我是家庭的一份子，是社区的一份子，是五千年来文化的一份子。当我拥抱这样的社会关系，发现它其实不是负担，而是一种温度。
在我的书里，也比较了一些中国家庭和西方家庭的区别，“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位，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成长。比如，在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爸爸妈妈非常爱我，但是到了18岁以后我们都是要靠自己，他们不会给我过多的支持。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家庭好像是一辈子都聚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社会运转方式，这对社会的稳定也非常重要，其实我很佩服也很羡慕这样的中国家庭。
作者: [美] 布莱恩·林登，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年: 2022-11
时代财经：2004年卖掉在美国的所有房产、留在中国，在大理喜洲创办了以当地非遗建筑为依托的酒店“喜林苑”，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破釜沉舟”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林登：2004年，我带着全家选择留在中国，在云南开展我们的“喜林苑”项目，确实冒了非常大的风险。我和妻子放弃了在美国的工作，卖掉了我们的房子，还改变了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两个男孩在家上学了十一年。还因为漂洋过海、远离家乡，牺牲了一些与家乡亲人的联系，我父亲过世之时我都遗憾地未能到场。
但是我们还是这样做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世界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和好奇，我们想为此做点什么，因此有了“喜林苑”这个项目；其次，我们也想让孩子们更多地接触到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更想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一家是如何团结起来追求梦想的。
时代财经：有人认为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更多地是想获取一些身份上的便利，有没有人因为这个来质疑你？
林登：好像没有遇到过，而且我觉得中国人是很客气的，也不会这样直接说出来。
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愿意进入文创、文旅、文化的行业，但在这个行业生存是很艰难的，我现在至少找到了一种生存的路径。很多人都很佩服我，他们知道我不是为了要赚很多钱，尤其是疫情这三年，我们面临了很多挑战，但我们依旧在坚持，现在我的喜林苑团队有150个人，我对他们也有一种责任感。
我没有什么物质的追求，我没有车、过着很简单的生活，也不会靠一些物质的东西来“挣面子”。
时代财经：你觉得比车子、房子、金钱，这些物质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什么？
林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找到一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目标。我的目标还是要做一个中国和国外的桥梁，喜林苑是一个社会企业，我会把“文化桥梁”的这个目标放在“赚钱”前面，把这种社会价值观融入企业的决策和发展之中。
时代财经：你在书中说并不是想建一个“中产阶级俱乐部”，而是想和社区村民紧密结合，突出该地区的文化，如何平衡新和旧、外来和当地的关系？
林登：这些年我目睹了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但感觉很多酒店的重点往往是物质上的奢侈、豪华，而不是文化内容。因此，我想提供一种不同的模式，遵循梁思成“修旧如旧”的理念，在不改变原有建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注入舒适感。
但是喜林苑的建筑是一些国家级文物的老房子，这些老房子对于现代游客来说，还是会有一些明显不便利的地方。所以我一直强调游客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在房间里休闲，而是为了来到一个很鲜活、真实的地方，和当地文化融合，碰撞出不一样的体验。
我们一直开展免费早市之旅和建筑之旅，鼓励所有客人与当地社区互动。也有一些定期的讲座、音乐表演、教育计划等活动。
时代财经：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也带动了一些喜洲当地居民的参与？
林登：是的，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喜洲，当地人会对他们自己的文化越来越有自豪感。以前他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新建的钢筋水泥的酒店，就觉得自己的本土建筑没有价值和吸引力，我觉得是非常遗憾的。
像这样的老建筑、苍山洱海这样的风光，都不是我的资源，而是他们自己的资源。我觉得我既然来到这里，成为他们的邻居，就至少要尽力地呈现他们原有的资源。
时代财经：这是不是他们喜欢叫你“洋村长”的原因？
林登：是的，他们有人叫我“洋村长”，也有人叫我“老板”，我也会经常和村民们呆在一起。喜洲原来的旅游市场可能不是很大，他们也会认为我对喜洲的发展有一些贡献。
但是我认为更大程度上是喜洲人自己让这片土地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吸引力，即使没有喜林苑，喜洲可能还是会做得很好。
喜林苑杨品相宅外墙修复及粉刷 2006，引自《寻乡中国》
时代财经：疫情以来，旅游业一度陷入低迷，面对社会的各种不确定性和目前人心浮躁的状态，你自己的思想和认知有什么变化和影响，怎么去化解的？
林登：2020年我真的有点迷茫，以前我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但疫情来了之后一下就闲下来了。之后我就开始写书，写了7、8个月，又翻译了14个月，这会让我每天都有一些成就感。
我也会把喜林苑的内容做出一些调整，以前面对外国人较多，现在就更多地面向中国市场。
以前很多外国客人来这里，我都能和他们面对面地交流，讲述这里的故事、中国的故事，带他们和村里的老百姓聊天，他们会说“我没想到中国是这样的”，我觉得很有成就感，这样的交流也很有效。但是现在来的外国人少了，很多时候只能通过线上的文字来和他们交流，说服力就没那么大，我也会有一些失落。
不过我相信“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隧道的尽头总有光亮，一切应该会慢慢好起来的。
时代财经：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厌倦了千篇一律、朝九晚五的城市生活，对乡村、山居、提前退休有了渴望，大理也是他们梦想的栖居之地，作为在大理喜洲生活了近20年的“洋村长”，你对这样的现状有什么看法？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林登：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许多人在大理寻求生活和工作的平衡。这些“新大理人”来到这里，是追求一种更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孩子互动，也有更多的时间自我思考、自我反省，这样真的很好，与我和家人留在这里的初衷有一些相似之处。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更融入这里原有的社会。大理的乡村并不是一张白纸，这里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我们来到这里，至少要尊重他们，也要尽力地融入他们，而不仅仅是为了这里的天气和苍山洱海的风光。
18年前我来到喜洲，这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到现在我在喜洲的朋友也基本都是本地人，所以我是在这里扎根了，把灵魂都注入到了喜洲这片土地上，我的孩子也认为喜洲就是他们的家。
现在来到这里的“新大理人”有一些圈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和当地人有一些交流，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东西，我们也分享一些新的东西给他们。希望以后“新大理人”和“旧大理人”没有差别，我们都是大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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