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中无飞跃

（原标题：自然界中无飞跃）

文/姚斌

既然生物进化论成为我们投资的支柱之一，那么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不能不读。《物种起源》总共有六版。现在我研读的是第二版。

研读《物种起源》，可以让我们澄清许多谬误，因为许多貌似著名的“论断”实际上并非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二版的中译者苗德岁先生就指出，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网页上竟一度出现过一句所谓摘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引语：“在生存斗争中，最适者之所以胜出，是因为它们能够最好地适应其环境。”事实上，达尔文从未有过这样的引语。尽管他从《物种起源》第五版开始引用了赫伯特·斯宾赛的“适者生存”一语，但他对此却是不无警戒的。而位于旧金山的加州科学院总部新大楼的石板地面上竟镌刻着伪托达尔文的“名言”：“不是最强大的物种得以生存，也不是最智慧的物种得以生存，而是最适应于变化的物种得以生存。”

达尔文曾自谓《物种起源》从头至尾是一“长篇的论争”，他深知不同凡响的立论需要不同寻常的证据支持，因此他收集了大量的证据阐明了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超自然的神力所创造的，而是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演化的机制则是自然选择，演化是真实的、渐进的，整个生物自然系统宛如一株“生命之树”，败落的枝条代表灭绝的物种，其中仅有极少数有幸保全为化石，而生命之树常青。

《物种起源》的副标题是“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生存斗争中优赋族群之保存”。这就指明了《物种起源》的两大主题：自然选择与生存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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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的“生存斗争”来自马尔萨斯学说。达尔文认为，世界上所有生物之间的生存斗争，这是它们按照几何级数高速增生的难以避免的结果。每一物种所产生的个体数，远远超过其可能存活的个体数。其结果是，由于生存斗争此起彼伏，倘若任何生物所发生的无论多么微小的变异，只要能通过另一方式在错综复杂且时而变化的生活条件下有所获益，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的话，便会被自然选择了。根据强有力的遗传原理，任何被选择下来的变种，都会趋于繁殖新的、变异的类型。

“生存斗争”这一名词包含着一生物对另一生物的依存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包含着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维系，而且是其能否成功地传宗接代。之所以会产生“生存斗争”，是由于所有生物都有着高速繁增的倾向，因此必然就会有生存斗争。每种生物在其自然的一生中都会产生若干卵和种子，如果它们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就会按照几何比率增加的原理，其个体数目会迅速地过度增大，以至于无处可以支撑它们。因此，由于产出的个体数超过可能存活的个体数，所以生存斗争必定无所不在。不是同种的此个体与彼个体之争，便是与异种的个体间作斗争，抑或与生活的环境条件作斗争。

每种生物都自然地以如此高的速率繁增，如果它们不覆灭的话，仅仅一对生物的后代很快就会布满地球。林奈计算过，一株一年生的植物如果一年仅产两粒种子，它们的幼苗翌年也各产两粒种子，以此类推，二十年后这些植物可达100万株。无数记录的事例表明，各种动物在自然状态下，如果遇上连续两三季有利的环境的话，那么其数目便会有惊人的迅速增长。

这种几何比率增加的倾向，必定会在生命的某一时期由于死亡而遭到抑制。因此，不能忽视我们周围的每一个生物都在竭力地增加个体数目；每一生物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都得靠斗争方能存活；在每一代或间隔一段时间，或老或幼都难免遭到重创。抑制一旦放松，灭亡一旦少许和缓，该数目的个体数目就会几乎顷刻大增。

一方面，食物的数量、气候的变迁、传染病的流行，都在决定一个物种的平均数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周期性的极寒或干旱的季节，在所有抑制因素中最为有效。另一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一个物种绝对需要有大大超出其敌害的个体数目，唯此该物种方能得以保存。因此，我们能很容易地在田间收获大量的谷物和油菜籽等等，因为它们的种子数目与食其种子的鸟类数目相比，要多出许多。而鸟类尽管在一季里拥有异常丰富的食物，但它们也无法按照种子供给的比例来增加其个体数，盖因其数量在冬季会受到抑制。

在一个生物链中，相互重叠的战役此起彼伏，胜负无常。尽管最细微的差异必定使一种生物战胜另一种生物，然而从长远看，各方势力是如此协调的平衡，自然界的面貌可长期保持一致。对每一个物种而言，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季节或年份，大概有很多不同的抑制因素对其发生着作用。其中某一种或少数几种抑制作用一般最为强大。然而，所有抑制因素共同参与发挥作用，决定了该物种的平均数甚或决定了它们的存亡。

而生物间彼此的依存关系，一如寄生物之与寄主，通常发生于自然界地位上相距甚远的生物之间。这种情况常见于那些严格说来彼此为生存而斗争的生物之间，蝗虫和食草兽之间便是如此。不过，最激烈的斗争几乎总是发生在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之间，因为它们同居一地，所需食物相同，所面对的危险也相同。同一物种内的变种之间的斗争，一般几乎同样激烈，而且我们有时会看到，竞争的胜负迅速即见分晓：譬如，把几个小麦变种播在一起，再把它们的种子混播在一起，其中最适于该地土壤或气候的、或者天生繁殖力最强的变种，便会战胜其他变种，产出更多的种子，结果不消几年，就会取代其他的变种而一枝独秀。由此，我们隐约可知，在自然界占几近相同经济地位的相关类型之间的竞争何以最为激烈。

然而，一个优势物种如何成功，并无一实例可循。因此，达尔文告诫我们，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牢牢记住：每一生物都竭力以几何比率增加，每一生物都必须在其生命的某一时期内、某一年的某一季节里，在每一世代或在间隔期内，进行生存斗争，并遭到重创。我们完全相信，自然界的战争并非是连绵不断，恐惧是感觉不到的，死亡通常是迅即的，而活力旺盛者、康健者和幸运者则得以生存并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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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比其他个体更具优势的个体，显然会有最好的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但是，哪怕是最为轻微的有害的变异，也会被格杀勿论的。这种保存有利的变异以及消灭有害的变异的现象，被达尔文称之为“自然选择”。即任何轻微的变异，在时间长河中碰巧出现，只要在任何方面对物种的任何个体有利，使其能更好的适应于变更了的条件的话，便趋于被保存下来；自然选择也就有了实现改良的自由空间。除非有利的变异出现，否则，自然选择便无用武之地。

“大自然”并不在乎外貌，除非这些外貌对生物是有用的。“自然”作用于每一件内部器官，每一丁点体质上的差异以及生命的这一整部机器。“自然”只为她所呵护的生物本身的利益而选择。每一个经过选择的性状，均充分地得到“自然”的锤炼；而生物则被置于对其十分合适的生活条件下。在自然状态下，构造和体质上的一些最细微的差异，便可能会改变生存斗争的恰到好处的平衡，并因此而被保存了下来。

自然选择每日每刻都在满世界地审视着哪怕是最轻微的每一个变异，清除坏的，保存并积累好的；随时随地，一旦有机会，便默默地、不为察觉地工作着，改进着每一种生物跟有机的与无机的生活条件之间的关系。短期内，看不出这些处于进展中的缓慢变化，直到时间之手标出悠久历史年代的流逝。尽管自然选择只能作用于每一生物并是为了每一生物的利益而起作用的，但是，自然选择也可借此作用于我们往往认为无关紧要的那些形状和构造。高山的松鸡在冬季是白色的，红松鸡是石楠花色的，而黑松鸡是土褐色的。我们不得不相信，这些颜色对于这些鸟与昆虫是有保护作用的，以使它们免遭危险。松鸡如若不在其一生的某个时期遭遇不幸的话，其个体必会增生到不计其数；它们受到鸷鸟的大量的伤害也是为人所知的；鹰依靠其目力捕食——其目力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欧洲大陆有些地方的人们被告诫不要去饲养白鸽，盖因其极易受害。因此，毋庸置疑，自然选择曾如此卓有成效地赋予每一种松鸡以适当的颜色，并在它们获得了该种颜色后，使其保持纯正且永恒。

由于存在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生长相关的法则，如若生物结构的一部分通过变异而改变了，加之这些变化应对生物有利而通过自然选择得以累积，便会引起一些其他的变化，而后面这类变化又常常具有最为出乎意料的性质。在所有情况下，自然选择将确保有生命的不同时期的其他变异所引起的变异，决不能有任何害处，否则，它们就会造成该物种的绝迹。自然选择能使每一个体的结构适用于整个群落的利益。自然选择所不能做的是，为使其他物种受益而改变一个物种的结构，而这一改变却对该物种自身毫无益处。动物一生中仅用一次的构造，如果对其生活是高度重要的，那么自然选择能使这种构造改变到任何一种程度。例如，某些昆虫所具有的专门用于破茧的大颚，或者未孵化的雏鸟用以啄破蛋壳的坚硬的喙端。

要清晰辨识“对自然选择有利的诸条件”，是一个极为错综复杂的问题。大量的可遗传的以及多样化的变异是有利的，但仅仅个体差异的存在，便足以发挥作用。个体的数量大，可为在特定时期内出现有利变异提供更好的机会，便能补偿单一个体的变异量较小的不足。所以，达尔文相信，这就是成功之极其重要的因素。虽然大自然给予自然选择以长久的时间去工作，但它不能给予无限长的时间。由于所有生物都极力在自然的经济结构中争夺一席之地，那么任何一个物种如果不能发生与其竞争者有着相应程度的变异和改进的话，它很快就将必死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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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总是倾向于保存所有向正确方向变异的个体，而消灭那些改进较少的个体。但是，一些物种之所以能苟延残喘至今，盖因其居住在局限的地区之内，因而所遭遇的竞争不太剧烈所致。自然选择总是极其缓慢的。自然选择要发挥作用，有赖于一个区域的自然组成中尚有一些空的位置，可供该地区正在进行的某种变异的生物更好地去占据。

自然选择只是通过保存某些方面有利的变异在起作用，结果使其得以延续。由于所有的生物均按几何比率高速增长，故每一地区都已充满了生物。于是，当得以选择的以及被自然宠护的类型在数目上增加了，那么，较不利的类型就会减少乃至于变得稀少了。地质学家启示我们，稀少便是灭绝的先兆。我们也清楚，仅剩少数个体的任何类型，一遇季节或其敌害数目的一些波动，就很有可能完全灭绝。自然界组成的结构中的位置数目并非是无限大的。

个体数目最为繁多的物种，在任一既定的期间内，产生有利变异的条件也最佳。个体数目稀少的物种，在任一既定期间内的变异和改进，都相对较为缓慢；在生存竞争中，它们就要被那些常见的物种的业已变异的后代所击败。当新的物种历时既久、经自然选择而形成，其他的物种则会越来越稀少而最终消亡。那些同正在进行着变异与改进的类型相竞争最甚者，自然受创亦最甚。结果，每一新变种或新种在形成的过程中，一般对其最近的同类压迫最甚，并倾向于将它们斩尽杀绝。

能应用于一种动物的原理，亦能应用于一切时间内的所有动物，其前提是它们发现了变异，否则，自然选择便无能为力。植物的情形亦复如此。每一物种和每一变种的草，每年都要散播几乎不可胜数的种子。因此，或可如是说，它们都在竭力地增加数量。结果，历经数千世代，任一物种的草的最为显著的变种，总会有最好的机会得以成功并增加其数量，并因此而排除那些较不显著的变种。变种一旦到了彼此截然分明之时，便能达到物种的等级了。

在任何一块土地的总的经济体系中，动物和植物对于不同生活习性的适应分化地越广阔、越完善，则能够支持自身生活在那里的个体数量也就越大。任何一个物种的变异了的后代，在构造上的分异度越高，便越能更为成功，而且越能侵入其他生物所占据的位置。因为自然选择总是会根据未被其他生物占据的，抑或未被完全占据的地方的性质而发挥作用的；而这一点又取决于无限复杂的关系。但是，按一般的规律，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其构造上的分异度越大，便越能占据更多的地方，而且其变异了的后代也越能得以增加。

只有那些具有某些有益的变异，才会被保存下来，或被自然选择下来。盖因自然选择是通过一种类型在生存斗争中优胜于其它类型方起作用的，故其主要作用于那些业已具有某种优势的类型。在任何一个物种的后代的变异过程中，以及在所有物种为增加其个体数而不断的斗争中，若其后代变得越多样化，它们在生存斗争中的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好。每一种状态一直被保存到最好的状态产生出来以后，旧的状态才会被消灭。

一旦一个物种消失了，即令一模一样的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再现，该物种也绝不会重现。没有固定的法则决定物种能够延续多长的时期。一群物种全部消失的过程，一般要比其产生的过程要慢。然而，在某些情形中，整群生物的灭绝，曾经是出奇地突然。被击败的以及让位给新的胜利者的那些类型，是由于遗传了某种共同的劣性。而一种新物种之所以形成，盖因它在生存斗争中比其他的、先前的类型，更具有某种优势。

在不断反复发生的“生存斗争”中，保存被青睐的个体或族群，从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有力的并总是在发生的重要的选择方式。所有的生物皆依照几何级数在高度的繁增，因此生存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改进了的变种，不可避免地要排除并消灭掉较旧的、改进较少的以及中间的变种。由于自然选择只能通过累积些微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来起作用，所以它不能产生巨大或突然的变化。“自然界中无飞跃”已被所增的新知而进一步证实。

展望未来，达尔文预言：大凡眼下庞大的、风头正健的、也是分崩离析最少并于今最少受到灭顶之灾的生物类群，将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增加。然而，哪些类群最终能够稳操胜券，却无人能够预言。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类群先前曾是极为广泛发展的，但现在都已灭绝了。展望更远的未来，达尔文还预言：由于较大的类群继续稳步地增长，大量的较小的类群终究完全灭绝，且不会留下任何变异的后代。结果，生活在任一时期内的物种中，仅有极少数的物种能把它们的后代传到遥远的未来。

经济体即是生命体，进化论的基本原理既适用于生命体，也适用于经济体。因此，当我们深刻地领悟了生物进化论的基本原理后，同样也可以将此运用于经济体（包括公司）中去理解经济进化论（包括公司进化论）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