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严飞:在悬浮时代,寻找失去的“附近”

来源:时代财经 2023-02-17 15: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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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清华大学严飞:在悬浮时代,寻找失去的“附近”)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余思毅

编者按 近几年,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国际环境越发复杂,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各种声音此起彼伏。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锐见》,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与学者对话,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

“大城市打拼多年,月薪两万,我过得不如同龄的‘小镇贵妇’。”

近日,“小镇贵妇”成为新的热词。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过年回到了小镇,却遭受一记暴击。

以往,城市承载了大多数人的梦想与生活。“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意味着幻想、希望、偶尔的满足和忧伤、期待、孤独……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变化之地,一座梦想之城。”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哈罗德·乔尼(Harold Chorney)在《梦想之城》(City of Dreams)中曾这样描绘城市。

但对漂泊在其中的异乡人来说,他们摒弃了原有的身份,想融入其中,却面临“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或多或少都处在边缘和撕裂的状态,感受到了悬浮式的孤独。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严飞在其新书《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中,将视线定格在附近,记录与自己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普通人。

他们背后是社会身份、资源与城市发展逻辑深深的缠绕。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话:“通往身份的道路上,是一场持久战,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

究竟悬浮社会的特征是什么?悬浮的人们如何重新建构新的连接?怎么看待人们在悬浮时代的焦虑与压抑?他们选择返乡会成为趋势吗?带着上述问题,时代财经专访了严飞老师。

在严飞看来,近三四十年,社会发展如同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行驶速度之快使得列车“悬浮”起来,而车上的人们却面临扶手不够的窘境,生活充满不确定性。

严飞指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都市打工的异乡人难以在城下扎根,又回不去故乡,只能处于悬浮漂泊的状态。在都市里生活的人际关系,也逐渐发展为淡漠、离散、疏离的状态。

“在心理层面上,由于彼此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社会的道德在滑坡,这些结构性的裂痕导致人们感到孤单与疲倦。”严飞补充道。

因此,严飞提倡人们应该重新建立新的联结,关心身边与附近的人。他以腾讯上线了一个给附近的人分享退烧药的小程序为例子,认为通过技术赋能等手段,可以让人与人之间营造归属感。

就返乡创业现象,严飞认为,暂时无法判断能否成为趋势,但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尊重人的自由流动。

“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从村、乡、镇到城,普通人得到整体的提升,这种提升不仅是公共福利,还包括良好教育的权利与未来的确定性,给予他们更多的开放自主选择的空间。”严飞指出,只要城镇、乡村社会整体提升了,人们就可以自主地选择要去大城市,还是停留在四五线城市。

社会急速发展带来人与人的疏离淡漠

时代财经:《悬浮》记录了在北京漂泊的各色人物生活的困苦,能具体谈谈悬浮社会的特征吗?

严飞: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悬浮社会或者说悬浮时代。

第一个维度,“悬浮”描述的是当今社会没有根基、缺少一定安全感的状态。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过去30~40年的时间里,社会发展高速向前,就像是一辆高速前行的列车。在不断前进过程中,社会慢慢被悬置悬浮起来,成了脱离地面的状态。

这时,列车上的人们会特别想抓住一些东西,但是列车上的扶手是有限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想抓住一些东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当人越是想抓住一些东西却越抓不住的时候,就会对未来产生深深的不确定感,这样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必然会在心理层面产生一种悬浮的心态。

我在书里面描写的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他们处在无根漂泊的状态,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他们会清晰地发现这两个地方似乎距离自己非常的遥远。

无根漂泊意味着融不进城市,他们思念故乡,但故乡又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他乡。乡愁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我回到了家,但这里不是我的家”。

像书里面写的王师傅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年,没有北京户口,北京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关联,他与大城市依旧很淡漠、很疏离,但同时他的家乡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至于连回家的路几乎都不认识。

他说,家乡的村口本来有两棵大树作为一个标识,但是现在这个标识也没了。高铁通车后,回家越来越方便,但没有这两棵树,以至于他下了火车站不知道怎么样走回家。即便回到家,之前的小伙伴也越来越疏离、淡漠。

第二个维度,陌生、离散的状态不仅是对于城市外来务工而言的,对于更广大的人群也会感受到,这是大都市生活带来的特性,一种特有的矜持。

从社会学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边界,但另一方面,当每个人在社会当中深深感到孤独时,个人和主流之间就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壁。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其他主体也同样会感受到一种悬浮式的孤单,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会变弱。

《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作者:严飞,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记录厚重的生命体验唤起公共关注

时代财经: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与外卖员、快递员的接触更多是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很少关注他们本身,是什么契机让你注意和关心到都市异乡人的“悬浮人生”?

严飞: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里面,对城市外来务工者或是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研究,持续了二三十年时间,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

从研究范式上看,很多学者喜欢去讲述宏大叙事,关注恢宏的话题、自上而下的趋势。我会更加喜欢个人的经验叙事,会关注普通人的声音、人间的微声、社会的微声。我觉得自下而上传达普通人的声音是更加重要的。

过去学者觉得自下而上进入普通人的人生应该是记者的事情,学者就是要做一些抽象的描绘、总结、梳理,但我觉得其实并不必然。把厚重的生命体验以故事形式进行完整的叙述,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立体的人,这是带有生命基调的展示。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 就提出抒情社会学,特别看重通过细致的细节描写去触动读者的心灵,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一种共鸣。我们描绘的是普通的、具像的个人经验与趋势,这些个人经验与趋势都不可避免地折射背后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书里面描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所经历的痛苦、悲伤与选择,这些群象的背后是结构性的社会性裂痕。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之下出现了悬浮的状态,疲惫的心态,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淡漠,城乡的不平等,城乡的快速迭代,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公共福利体系的缺失等,甚至大城市的更新改造过程当中,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一刀切式的处理等公共性的议题,都会不可避免的在每一个具象人身上发生折射。

重建人与人的联结进行社会修复

时代财经:你说高速运行的列车上,人们很难抓住“扶手”,人与人之间是淡漠的。那么悬浮的人们如何重新建构新的连接?这对于他们的日常来说重要吗?

严飞重建情感联结,在人与人的层面修复社会性裂痕是很重要的。

社会发展太快了,大家都拼命的往前跑,彼此的信任程度在下降,社会道德在滑坡,这些结构性的裂痕导致人们在心理层面出现了孤单、疲倦的状态。

对社会性裂痕的弥补叫做社会修复,社会修复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和层面去做,也许就是以附近作为一种载体,更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

人与人之间不仅是邻里之间的一种深度的架构和往来,看到身边社区里普通人,多与他们表达尊重和温情。举个例子,去年12月份由于疫情的缘故,大家都非常缺药。当时腾讯推出了一个小程序,依托算法,看到附近有些什么样的人需要药,人们可以提供自己额外的药进行分享。

在小程序里,人们能看到离自己50米、100米、200米的人的情况,例如有什么的症状与需求。我手上有多余的药,也想提供帮助,但当我再次打开小程序行动时,发现这些需求都已经被解决了。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有一个人比我还要高频次地打开这个小程序,给予别人帮助;另一种可能性是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段,高频次打开这个程序给人们提供帮助。

它就是建立连接的特别好的例子。通过技术的赋能,让大家意识到附近的存在。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社区里面的一份子,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度。

人们生活在这里面,会有一种归属感,而不是前面提到大都市人和人之间淡漠、离散、隔离的状态。

00后务工者对于个体的认知会更加强烈

时代财经:书中涉及外来务工者的心理状态,其中从事快递、外卖、运输等物流行业务工者心理状态尤其紧张,并且有高度的压抑倾向、可能以及存在压抑状况的占比九成,这数据让我很惊讶。怎么看待人们在悬浮时代的焦虑与压抑?

严飞:尽管调查问卷的样本数量不是很大,但也可以看到一些趋势,当时我们也很惊讶“压力状态的占9成”那么多。

调查是在疫情之前做的,当时社会上还在讨论困在系统里面的外卖小哥。物流行业里面也包含了快递、外卖员,数据本身不会说谎,外卖员、快递小哥面临的压力是不同行业里面排名最高的,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压抑、紧张、焦虑。

人们的压力和他们所处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比如柜台的销售人员的心理压抑、焦虑是程度是最低的,不同的行业紧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时代财经:异乡人在都市生存,哪些心理状态值得关注?

严飞:在心理的层面,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有意思,人们在社区的融合度上、社会的公平感的体验是有偏差的。

当时,我们还对年龄做了区分,00后务工者对于个体的认知会更加强烈。

劳动力市场上,00后对重体力活的接受度比较低,会偏向从事零工,工作时长不像父辈那样能接受时间非常长。他们同时会选择尝试很多不同的行业,但受到的挫败感会更加深,所以会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例如心理上的放弃,消极面对人生,出现类似“三和大神”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更大。

同时他们更加原子化,更希望比他们的父辈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因为他们也许出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与家乡的关联非常疏离。

时代财经:就他们的焦虑与需求等,社会或有关部门应该给以什么样的回应?

严飞:需要去破局,去增强联结。比如说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学者和业界同时推动给予更多的一种关注,最后的破局就是推动签订劳务合同,提供五险一金,同时把他的送货时间给予更多的延长。在消费者客户的层面,让他们意识到外卖小哥这么焦虑,人们通过一句简单的谢谢、不要催单等表达感谢与尊重,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帮助。

在社会层面给予更多尊重,社会服务、公共福利体系的层面给予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学者需要做这样的书写,不仅是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同时也许可以在社会层面形成公共性的唤起,引起思考。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不同的行业、群体、职业时,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生命故事就会被看见,我相信会引起更多的一些公共层面的讨论,以及政策层面的改变和帮助。

自由流动的社会愿景

时代财经:近年来也有出现一些返乡创业,这能否看成是劳动红利的退潮?

严飞:我目前无法判断这一现象是否劳动红利的退潮,我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希望这个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在进步。

身边确实也有很多返乡创业的案例,而且非常成功。过去有一些返乡创业的人,仅仅只是利用当地资源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或者获得农民手上的土地流转,属于今年“捞一票”明年就走的投机行为。返乡创业并不是一个噱头,而是真正地带动当地村民一起发家致富。

在社会流动的层面,城镇化是过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推手,今天讨论城镇化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层面,而是讨论人的城镇化,真正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不仅仅只是高楼大厦。

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从村、乡、镇到城,普通人得到整体的提升,这种提升不仅是公共福利,还包括良好教育的权利与未来的确定性,给予他们更多的开放自主选择的空间。 

时代财经:这种流动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

严飞:不一定。因为大城市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的,即便它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矜持的状态,但教育体系、经济获利、机会还是很多。

另一方面,我们要提升的四五线城市和县镇的基础教育、公共福利、医疗体系等等,让当地居民也能获得相对来讲比较舒适、自在的生活体验。那么,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要去大城市,还是停留在四五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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