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投资创新药械，投的是怎样的底层逻辑？）
本文也是$青侨阳光(P000385)$ 3月报部分节选。梳理一下我们对创新药械投资的一些框架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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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是个独特的行业，在行业众多独有特性的背后，是人们对疾病的强烈焦虑和对健康的急切渴望。这是种永远无法被满足的强烈情感，它为医药行业带来了无上限的需求潜力。但无上限的需求潜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可持续的行业景气，它还需要有额外的动力去释放行业潜能。
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医药不缺这样的行业动力，使得全球各主要国家的卫生总费用增速一直高于名义GDP增速：
以美国、日本、和中国为例，过去几十年卫生总费用增速相比同期名义GDP，都保持了1.5-3.0个百分点的年化增速差异。与之相应的，各国卫生总费用占名义GDP的比重也一路攀升：美国是从1960年的5%升至2021年的18.3%；英法德日加澳等发达国家是从3%-4%左右升至8%-11%左右；中国也是从1978年的3.0%升至2021年的6.6%，并且仍然看不到趋势停滞的迹象。
释放医药潜能的动力有很多，最为公认的是3股持续存在的社会性力量：
a、经济发展——经济越是发展，支付能力越是强劲，人们越愿意为健康花钱；经济发展可以转化为强烈的健康意识，为医药行业创造永无止境的升级需求；
b、科技进步——科技的持续突破能够源源不断地创造全新需求，比如1980s年代开始的生物科技大潮，让医药行业在慢病、肿瘤、遗传罕见病等领域里不断拓展着新的能力边疆；
c、人口老化——老年人的医疗需求远大于年轻人，中国超65岁老年人口占比从1990年的0.64亿增至2020年的1.91亿，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为医药行业带来刚性的需求基础。这三股力量，驱动着各国医药行业持续高景气增长，也为医药行业赢得“永远朝阳行业”的声望。从逻辑上说，只要“经济发展不停、科技进步不断、人口老化持续”，那么医药行业的景气就有一直维持的可能。
医药行业的3大驱动逻辑，对应着3大医药投资方向：经济发展带来不竭的升级动力；科技进步创持续的增量供给；人口老化释放年龄相关性疾病的刚性需求。而在3大驱动性力量的共振汇集区，因素叠加后的动力会变得更强：在慢病、肿瘤、退行性病等领域（年龄相关性疾病），用全新的技术（科技进步），去提供更贵但更好的医药产品（医疗升级）。
上述3个是行业总量层面上的长变量，属于润物细无声的慢变量，但在中短期内，我们不会说几年内老年人数量或肿瘤患者突然就暴增了多少倍，也不会说某类医疗需求2-3年内突然就完成了升级，它的变化是缓慢而持续的累积。
相比之下，“科技突破”与“政策变迁”这样的结构性变量，在中短期内对行业生态的重塑影响会更为剧烈更为明显。总量驱动因素给我们带来的，是推动医用行业成为“永远朝阳行业”的持续稳健增长；而结构性变革因素给我们带来的，是稳健增长表面之下汹涌剧烈的生态变迁。作为医药行业的二级市场投资人，认可总量逻辑给了我们专注医药投资的理由，而把握结构变量才是我们做好医药投资的关键所在。
从科技突破的角度说，“biotech（生物科技）”的兴起与渗透，是医药行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最大的改变。生物科技从病理探索、病程检测、到药理探究药物研发和疾病治疗，已经全面改写现代医学的诊疗范式。即使我们说的小分子化药，也高度依赖生物学靶点的发现和生物学机理的阐明。而生物药本身更是迅猛发展，从1980s年代开始的多肽药物、2000年前后开始的单抗药物、再到2015后开始的核酸药物三波浪潮，生物药已经是现代医学的关键一环。
从政策变迁的角度说，美国1980s年代开始的以HATCHWAX-MAN法案和DRG法案为标志的深度医改，已经深度重构了美国的医药生态。中国从2015年后开始的以三医联动为核心框架的深度医改，也正在重构中国的医药生态。
关于生物科技突破的发展方向，下文会展开探讨，这里再讨论下医改政策的逻辑变迁。一个先决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会在1980s年代、中国会在2010s年代去推动那样的深度医改？
我们所理解的逻辑，在上个月月报中已经有过探讨：美国经济原先也是靠要素驱动，也是依赖工业化和城镇化去带动经济增长（这里暂且称之为“第一增长曲线”），但要素驱动的模式到了1970s-1980s年代开始摸到天花板，因为主要工业品的渗透率和城镇化率都已接近饱和，数量型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随后美国选择了通过一系列内部改革来推动社会经济向创新去转型升级，包括颁布拜杜法案、推进科技和转化机制改革，推进产业上的供给侧改革、让产业资源向创新倾斜，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股权资本为科创赋能；里根任职的1980s年代是相关改革最密集的年代(包括HATCHWAX-MAN法案和DRG法案都是里根任内颁布执行)，为美国在1990s年代开启以信息科技产业和生物科技产业为代表的第二增长曲线奠定关键基础。
相比之下，日本没有出台自己的拜杜法案，没有诞生自己的纳斯达克市场(日本活跃新兴药企的贡献比例远远低于韩国等可比国家的权重)，也没推进自己的供给侧改革(日本制药市场的供给准入依然如2015年前的中国那般的不通畅)，这些深度改革的缺失导致日本在第一增长曲线见顶后迟迟未能启动第二增长曲线，新经济的无法有效启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本为何会出现“失去的四十年”。
美国和日本在过去40年的差异化表现，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正向和反向案例，当中国在2010年前后也开始摸到要素驱动模式的天花板之后，中国选择向美国模式学习也就不足为奇。美国创新转型改革的关键，我们觉得主要是3方面：
a、科研机制改革——以拜杜法案为标志，转变科研激励机制，鼓励研究成果转化；
b、金融市场改革——以纳斯达克崛起为标志，让高科技初创企业可以更早更自由地对接资本市场；
c、供给侧改革——以我们反复提及的HATCHWAXMAN法案和DRG法案为例，一方面是通过畅通供给要素的流动来强化供给竞争（如一致性评价等），来促进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另一方面是通过改革供给准入制度（如创新药优先审评等），以及专利延长制度和更有利的定价政策等，来促进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
事实上，这3方面也是中国当下的核心改革方向：
a、中国推进了类拜杜法案的科研机制改革，科研院校的转化专利和大学教授正在成为中国前沿创新的中坚力量；
b、中国推进了金融市场改革，从创业板、到科创板、到北交所，再到现在的金融管理局和全面注册制，科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选择空间早已今非昔比；
c、中国在产业上的供给侧改革，则早已全面推行，以医药行业为例，2015年开始的药监改革和2018年开始的医保改革，本质上都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推动中国医药行业“创新+提效”；过去5-8年，中国医药行业最大的变化，就是传统领域的产业效率快速改善、新兴领域的创新实力大幅跳升，在其背后，医药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功不可没。
一方面是传统产业面临更大压力，另一方面是创新产业迎来更大机遇，在“危”与“机”的共同影响下，“向创新转型”成为全产业共识，并且在产业发展中不断被验证和强化。
下面左图是美国抗癌新药的月均治疗费用，从1995年开始加速上行（暗示高价新机制疗法+高价孤儿药得到了大发展），创新药逐渐从美国制药行业的补充角色一步步成长为占美国制药近80%市场权重的绝对主力；在创新药价格体系和终端市场高歌猛进的同时，也吸引着增量供给的持续涌入，下面右图是全球有活跃新药的企业家数，仅2000年后的20年，就从1000多家增至5000多家。
一边是需求强景气，另一边是供给高增长，那么在供求增量相抵后的投资回报状况是否依然乐观？
看两个生物科技指数的表现：纳斯达克生物科技（NBI）指数以大市值生物科技为主，从1993年11月1日成立到2023年3月31日的年化涨幅为10.8%，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化是7.7%，有接近3个点的超额涨幅； XBI指数以中小市值生物科技为主，从2006年1月31日成立到2023年3月31日的年化涨幅是9.5%，同期标普500指数年化是7.0%，有接近2.5个点的超额涨幅。从NBI和XBI的历史表现看，不管是大市值biotech还是中小市值biotech，在过去几十年都实现了很好的超额收益。
美股biotech历史上的超额收益，可以理解成是美国为启动第二增长曲线而改写行业规则带来的时代性红利。
2022年美国推行的IRA法案，授权美国医保介入创新药定价谈判的权利，预计未来会减缓美国创新药价格体系的整体上行速度，但美国自里根总统开始确立的向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基本国策仍然未变，美国整个药监体系、医疗体系、医保体系的行业性资源仍然在向创新倾斜的趋势仍然未变。按我们的理解，美股biotech未来的超额收益仍将确定存在，只是超额收益的比例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收敛。
相比美国biotech，中国biotech的增长动力会更为强劲。
一方面是国内还处在改革红利的释放初期，中国是2015年才推进真正的深度医改和转型升级，国内创新药占制药总市场的权重也才刚从2015年前后的5%增至2022年的8%-10%，仍然远低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约80%的权重，假设中国的创新药占比在 2035年达到30%-35%（欧美日当下水平的一半），就足以创造万亿增量市场。
另一方面是中国创新的国际征程才刚刚起航，本土创新药械在经历残酷的内卷竞争洗礼之后，终于具备了真正的国际竞争力，创新药国际化的星辰大海才刚刚开启。假设全球新药每年4%增长到2035年可能会有5万亿的市场增量，假设中国企业能拿下10%-20%的增量，就能创造5000亿-10000亿的庞大增量。“国内需求持续高增”+“国际市场开疆拓土”，足以支持本土创新药械未来十多年保持每年20%+的强劲增长。
价格昂贵但临床价值突出的创新药械，本就受益医疗升级趋势；而国家为启动第二增长曲线推动的一系列改革，让行业资源进一步向创新药械倾斜，进一步放大了创新药械的景气动能。一定程度上说，投资创新药械，就等同于投资中国医药行业的趋势与未来。
探讨完“为何要投创新药械”之后，“该投怎样的创新药械”就成了紧随而至的关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自上而下面上梳理与自下而上点状细究，会是很不同的视角，我们可以在两个视角两种维度上推导各自不同结论后，再在汇集共振处去寻找最希望投资的创新标的。
自上而下的梳理，可以借鉴周期的概念，从不同周期尺度去看几条最重要的行业主线：
首先，从超越100年的大国兴衰周期看，我们正身处以中国崛起机遇和相关外溢风险为核心特征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这一时代特征投射到生物医药行业上，可以推导出“中国医药市场仍将快速增长”、“本土创新能力正在迅速崛起”等明确结论。当下阶段，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变，本土创新的国际竞争力正在加速提升，变局引发的外溢风险也在加速暴露；虽然宏观环境风高浪急，但本土创新凭借“国内需求高速释放”+“国际市场逐渐打开”，仍然承载起了无数企业不断兑现的产业梦想。
其次，从40-60年的技术革命的演进周期看，我们正在见证抗体药物进入“工程化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ADC 和双特异性抗体等工程化抗体会蓬勃发展，而中国企业凭借禀赋优势也将展露出自己的锋芒。与此同时，递送技术的成熟与基因工具的丰富，也将为我们开启一个比抗体药物更大更壮阔的入胞技术浪潮；过去几年我们见证了 CART、RNAi、mRNA 等入胞技术的局部颠覆疗效；未来 10 年，我们将在更广泛场景下看到更多入胞技术带来更具颠覆性的治疗革命；生物科技也将因此进入更加振奋人心的“入胞时代”。除了创新药之外，医疗器械领域也在精细制造、二代测序、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的推动下，开启了“耗材微创化、诊断精准化、设备智能化”的广泛趋势。
再次，从10-20年的行业阶段和政策周期上看，中国的医药改革和社会性改革，正在深度变革中国医药创新生态。一方面是高水平原始创新的新大陆已经打开，为每一家有理想的企业提供了无限可能；另一方面是低水平模仿创新的红利期已经落幕，蜂拥而入的增量供给已经让me-too仿创的超额回报在内卷冲击下荡然无存。在回报预期的此消彼长中，本土创新产业正在不可逆转地奔赴“原创时代”。对中国医药行业来说，这会是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将见证世界级大药和现象级药企的诞生，见证中国创新一步步迈向世界创新药的中心舞台。
自下而上的细究，可以借鉴“道-天-地-将-法”的研究框架，找出更值得期待的企业：
道（业务本质）——药械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创新药竞争的核心是产品，性能为王；创新械竞争的核心是体系，体系至上。某个赛道的创新药产品，只要小公司做得出性能显著更优的产品，它完全可以轻松击溃大公司性能劣后产品；但一个成熟赛道的器械产品，即使小公司改进了产品性能也很难撬得行业格局，除非性能颠覆到足以创造新赛道，不然龙头企业完全可以迭代跟进，轻松捍卫自己的霸主地位。因此，我们对待创新药的态度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临床数据够好、产品性能够优异，企业背景皆可不论（甚至会更偏好以挑战者身份冒出的新兴企业）；但在研究器械时，我们对待成熟赛道基本只看已经构建出效率体系的头部企业，而对待新兴器械赛道，我们核心关注的是那些能更快更好地搭建成效率体系的潜在“新龙头”企业。
天（时代背景）——工程抗体、入胞技术，微创耗材、精准诊断、智能设备……我们会重点关注那些符合发展方向的技术；创新提效、升级需求、原创布局……我们会优先研究那些契合行业趋势的企业。时代浩荡，虽不至于顺昌逆亡，但也影响极其深远。因此，我们不会轻易与时代性力量轻易对抗，以单抗药企的投资为例，如果一家抗体药企管线里只有biosimilar或me-too产品，在双抗或ADC等工程化抗体方向上并无有价值的布局，后续管线也只有几个follow海外的新靶点单抗，那么该公司表观估值再便宜我们也会谨慎；与之相反的是，如果发现某家中国抗体药企在双抗或ADC上做出了世界级竞争力的原创产品，那我们一定会重点关注和优先研究。
地（竞争格局）——有商业就有供求，有供求就有竞争；如果供给众多、竞争激烈、而自己的产品又没竞争优势，那么技术方向再好、靶点价值再高，也跟我们关系不大。因此，企业业务是否拥有不可替代性，对我们的价值判断至关重要。这种不可替代的业务，有相当部分可以归入“无法竞争”的范畴：有些业务自带先天壁垒，让潜在竞争对手无法与它展开竞争，比如准入管制型业务是竞争对手想进也进不来，包括一些门槛不低/要素独特/市场不大的利基市场也容易形成难以进入的格局（特），再比如规模效应非常强的业务是竞争对手想留也留不下的（强），而另一些技术门槛极高的科技型业务则是竞争对手想学也学不会（新）。而更大比例不可替代的业务，可以归入 “不怕竞争”的行列：很多业务并不具备先天壁垒属性，但仍然可以做出规模效应、构筑体系竞争、实现竞争闭环，并最终构筑出坚实的后天壁垒；比如A股某医疗器械龙头，从最初的监护仪起家到现在的整体解决方案，一步步构筑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后天壁垒。不过，并不是所有业务都能拥有先天壁垒或者都有机会构筑得出后天壁垒，像普通的化学仿制药和普通的低值耗材等业务，它既不具备先天壁垒，也很难形成闭环去推体系竞争，在投资这些领域的企业时，可能需要时刻警惕竞争格局变化和潜在竞争风险。
将/法（企业家/企业文化）——“道-天-地”是理想公司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好的业务本质、好的产业方向，最终都需要企业这个组织载体去兑现价值。对于成熟阶段的企业，企业的制度文化会更加重要；但多数创新药械企业都还在发展早期，企业家比企业文化更值得重视，只要企业家够优秀，组织、制度、文化都可塑造优化。对于企业家而言，我们最希望寻找的是那些“谦逊而坚韧”的“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目标远大，战略清晰，在各种诱惑和挑战中能够保持定力；同时实事求是，尊重现实，能够如期完成预定的阶段性目标。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被投公司的企业家拥有足够的格局与胸怀：企业家应该有格局去看到“与众不同且正确”的机遇，去布局那些“将发未发”的趋势与方向，而不是跟随人群去做路人皆知的潮流热点；企业家也应该有胸怀去包容能力突出但性格各异的人才，去搭建一个高度匹配契合的“小怪物组合”般的高管团队，做到与这些高管共权共利，共赢共成长。
选择的背后是认知，我们在本土新药、本土新械、美股创新等标的里，给予最高评级和最优先关注的那些企业，基本都契合上文探讨的几大行业主线，在“道-天-地-将-法”等方面也都有优秀表现。但投资决策并不简单等同个股判断，从研究到决策的转化之间，仍然隔着很远的距离。在明白了“投什么”之后，“怎么投”仍然是个需要额外展开探讨的话题。
创新药械的投资，与传统的医药行业投资有众多差异，不同人对这些差异会有不同的理解，而我们的投资方法论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之上。
首先，是研究重点不同。在传统医药投资中，在投资典型的壁垒型业务时（如管制特药、寡占利基、规模零售、连锁服务等），研究的重点可能是对业务本质的理解、对壁垒破坏风险的判断、对稳态ROE水平的预估、对内生增速和增长空间的测算等，以此来决定给多少倍PB或PE。在投资典型的周期型业务时（如原料药、CXO等），我们研究的重点可能是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趋势的理解、库存和订单增减或产品价格涨跌的跟踪，以此判断周期所处的阶段和方向。在投资另外一些既不算壁垒也不算周期，业绩受新产品获批放量和招标集采等影响很大的业务（如普通仿制药和普通低值耗材等），我们研究的重点可能是对新产品获批与放量节奏的判断、对竞争与招采的跟踪等，去预估几年内的业绩表现。
与这些传统医药业务相比，创新药的投资有着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与研究重点，创新药的价值有着“前赌+后崩+中间极强壁垒”的特性，与之相应的是创新药研究的3个重点：
a、判断成药概率多高（前赌期成功概率多大）；
b、上市后峰值能有多高能维持多久（中间极强壁垒期能实现多大获益）；
c、有无疗效更强在研竞品，何时仿制药竞品上市（后崩期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到来）。
对于那些能够成功上市且不担心会被疗效更优产品压制的创新药，差异的关键就看单品的“IP爆发性”，毕竟同样是10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换来的是峰值50-80亿的爆款产品还是峰值4-5亿的普通产品，两者的资本回报率会是云壤之别。另外，“前赌阶段”随着成药概率的提升，单药的测算价值也会跳升，如果我们能可靠地给出前瞻性判断，在前赌期去投资由临床进展而推动“价值跳升”，会是相当有吸引力的选项。
其次，定价方法不同。在传统的医药投资中，强周期的原料药等业务可能会根据周期阶段按PB估值，普通的成长型业务可能会根据业绩增速按PE或PEG估值，自带后置壁垒属性但仍处亏损状态的早期成长性业务(如早期阶段的医药电商和创新器械等)可能会按经典的DCF现金流折现去给绝对估值。
但这些传统业务估值方法在创新药上都会失效：
a、大多数创新药企还在亏损的投入阶段，无法按PE估值；
b、创新药企很难锚定稳态ROE预期，不适合用PB估值；
c、而且创新药有“前赌后崩”的特性，如果硬套经典DCF模型，在成药概率和永续增速的确定上会有很大问题，看上去精准其实效果很差，稍微修改几个假设值就能让估值轻松增减数倍，非常不稳定。
为了解决成药概率和永续增速的问题，一种通用思路是用简化的方法去构建更稳固的估值模型，比如用产品峰值销售额乘上固定PS倍数（比如4倍PS）然后乘上成药概率，再按一定的必要回报率回折成现值。这种基于PS倍数的简化折现估值模型，虽然能够更便利更稳定地对创新药进行估值，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按PS估值所有在研项目都会是正价值资产，但显然很多项目注定会是负价值资产，这种负价值无法通过PS估值来体现；再比如不同特性的药物，它们的产品寿命差异巨大，一款100亿美元峰值的丙肝药，它的真实价值可能明显不如一款40亿美元峰值的降糖药，这里的产品寿命差异也很难通过PS估值来体现。为此，我们在基于PS倍数的简化折现估值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来体现我们对创新药的理解。大家对创新药的理解不同，对应的估值思路也会不同；或许每个创新药的投资者，都应该建立一套匹配自己的估值方法。
再次，是配置思路不同。在传统的医药投资中，“低估逆向”是个不错的投资思路，在硬核壁垒遭遇困境的时候去投逆境反转，或者在周期型业务最凄惨艰难的时候去投周期反转，往往能创造不错的投资回报。在投资创新药械时，用“低估逆向”的思路去选赛道和行业是可行的，一个正常发展的产业方向，市场估值也经常会在两个极端游走；
但在创新药行业内部用“低估逆向”的思路去挑选个股却是危险的选择——用逆境反转的思路去投劣后个股，在收敛体系才适用（差距会缩小），但创新药是发散体系，有赢家通吃的倾向，拥有性能优势的产品会逐渐扩大终端优势，企业产品性能一旦劣后很难反转（差距扩大而非缩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投资创新药械时会如此强调“性能优势”和“爆款潜力”(最好是“时代徽章”级的产品和企业)；产品没有性能优势、不具备爆款潜力的企业，即使表观估值看上去非常低估，我们也会保持谨慎。
这种对性能优势和爆款潜力的强调，也使得我们专注于投资产品已上市或至少已经临床后期的biotech企业，而极少涉足技术还停留在概念阶段或者核心产品也只推进到临床1-2期临床的企业——我们需要被投公司已经产出足够丰富的临床数据，去形成对产品性能和商业潜力的清晰预期。在创新药械天然高波动的背景下，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对被投业务确定性的坚持，来保障基金长期表现的可预期性。
除了研究思路、定价方法、配置思路不同之外，创新药械还面临着情绪波动被放大的问题。对于产品还在临床阶段，或产品刚上市不久的未盈利biotech公司，它们的商业前景完全建立在预期之上，短期内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无法证实意味着在市场情绪低迷时，无法为投资人提供信心上的强支撑；无法证伪意味着市场情绪高亢时，也同样无法为投资人提供警醒。
这种“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特性，使得创新药械的股价更容易涨跌过头。以本土创新药为例，下图摘自2022年3月的基金月报，2022年初港股创新药有过一波猛烈的下杀，个别我们认为代表行业未来的潜在时代徽章级企业也出现“不可理喻”的跌幅。这种幅度的跌幅，从股价表象上去理解，像是市场对创新药的嫌弃与看不起；表象的背后，是市场进入极端情况时，商业前景短期难以证实的创新药有更大概率会被优先抛弃。
有那么一阵，市场看起来像个疯子，而我们看起来像个傻子。未来市场一定还会有变成“疯子”的时候，但我们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当个“简单的傻子”。这里改进的关键，是内化对周期的重视与警惕，不再轻言穿越周期，而要建立恰当的逆周期思维：关注主流投资人还“看不见”的前沿技术，警惕整体估值已经高得“看不懂”的市场（当市场整体高估时不要觉得躲进有基本面支撑的好公司就能万事大吉、市场消化整体高估的方式很可能是泥沙俱下而非定点爆破），重视泥沙俱下后市场“看不起”行业前景中夹带的错杀机会（被严重错杀的企业会在情绪企稳后率先修复），留意业绩和估值双击驱动后看上去已经“来不及”的优质公司（待估值消化后仍然会有机会去合理买优质）。
考虑到创新药械估值经常走向极端，用情绪周期的视角去衡量一些技术方向所处估值状态，对我们的投资选择可能会有很大帮助，这点与我们在2022年11月月报中探讨的用HYPE CYCLE去理解技术所处周期阶段是一致的。
去年11月月报探讨的几个观点放在当下可能依然适用，对我们在相关领域的投资决策是值得重视的提醒：
a、HYPE CYLCE的第一波上行期，不要轻言泡沫——“AI从逻辑上说是有潜力去颠覆性变革新药研发和医疗诊断等领域诊疗范式的，这里有没有机会在某个局部点爆新的大浪潮，我们可以多多关注”；
b、HYPE CYLCE的第一波调整期，警惕不曾经历过严峻考验的辉煌预期——“基因编辑的治疗窗口还是不够宽，未来我们是否也需要更高效更安全的边际平台才行？如果是的话，那在新技术出来之前，对基因编辑可能还是需要适度警惕”；
c、HYPE CYCLE的第二波上行期，重视重击洗礼后还站起来再出发的行业和企业——“内卷压力只是倒逼本土创新由copy向原创升级的一个插曲”，“如果说过去1年创新药板块大跌跌的是me-too仿创逻辑的终结，那么未来创新药板块的大涨，涨的很可能是原创新药逻辑的建立”……
上文是当下的我们对创新药械投资中WHY、WHAT、HOW问题的一些框架性思考。关于为什么投创新：创新药械本就受益医疗升级，而国家推动的深度医改进一步放大了景气动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投资创新药械就是在投资中国医药行业的趋势与未来。关于投什么样的创新：我们希望投资的创新药械标的，应该同时契合自上而下的行业发展方向与自下而上的好公司内生标准；更具体地说，就是在工程化抗体等方向上的国产原创药企，在入胞技术等方向上的美股开辟式创新biotech公司，在耗材微创化/诊断精准化/设备智能化等方向上实现国产替代和国际开拓的创新械企，如果在“道-天-地-将-法”等维度上也契合优秀公司定义的话，就有很大概率成为我们最希望投资的创新药械标的。关于如何投创新：对于创新药，我们重点研究成药概率、竞争威胁和IP爆发性；在定价估值上，我们在基于PS倍数的简化折现估值基础上做了调整；在组合配置上，我们高度强调性能优势和爆款潜力，希望通过对业务长期确定性的坚持来保障基金长期业绩的可预期性；与此同时，考虑到创新药械容易放大情绪带来普遍的情绪周期问题，我们也在尝试着内化对周期的重视与警惕，在埋头赶路的同时也能学会抬头看天，在知己知彼中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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