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型经济的世界

（原标题：知识型经济的世界）

文/姚斌

所谓的“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而“学习”则是知识经济的基础。经济学家达尔·尼夫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一用语，既用于描述正在到来的全球繁荣的时代，也用于描述正在到来的经济前景。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兴起背后的论点是，在过去20年间，曾经存在的集中的市场激励的奇特结合，导致了计算技术、生物技术、电子通讯和运输等领域巨大的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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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20年，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明显的转向高技能、高技术和以服务为基础的增长。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随着以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经济发达国家中的低技能、蓝领职位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在经济发达的国家，GDP来自高技能服务的百分比正在增长。以解决复杂问题、技术创新、创造性开辟新市场和开发新产品或提供新服务的知识形式，是这些领域成功的关键。

随着以知识为基础的服务业对现代经济的贡献不断增长，新的经济学理论开始出现。这一理论提出，开发市场和创新能力本身已取代了生产效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与此类似的，有迹象表明，国内的增长不是由于市场份额的扩大和加强而引起的，而是通过引入创造新市场的全新技术或提供解决问题的服务而实现的。

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中，知识一直是增长的一个要素，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诸如航海的发展、印刷术、蒸汽机、电或电话，都是帮助塑造和改变世界经济的进化阶梯。彼得·德鲁克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首先预见到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正在到来。他的论文《从资本主义到知识社会》，从历史演进中解释了从“体力到脑力为基础的经济”这一最广阔的全球性转变。

知识在其自身作用之下持续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市场，引起和产生更多的创新，因而成就了“收益递增”。圣塔菲研究所的研究已经表明，知识型公司往往具有越来越大的规模回报。也就是说，赢家的回报是指数级而不是线性的。对此，由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卡尔·马克思的“变化的辩证法”和约瑟夫·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的飓风”描述的经济增长背后的有效力量，需要用“知识的力量”的术语重新思考。

对于知识作为增长和变化的经济力量，布莱恩·阿瑟已经做出最好的阐释。在他的论文“收益递增和商业的新世界”中，论述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劳动和传统的以物品为基础的生产在行为上十分不同，展现出一种倾向：在以思想为基础的特定市场中，领先的组织和国家获得的优势在竞争中不断地增强。这基本上受益于累进的学习曲线，为它们提供了不断递增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知识驱动的经济”。

随着通信技术与全球营销的真正结合，大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已不可能再继续全部留在国内。美国公司的生产大约有20%在国外进行。许多像雀巢这样的跨国公司，分散在国外的生产量高达98%。经济学家罗伯特·赖希曾经引述了一个现代全球生产网络的典型例子：“精致的冰球设备在瑞典设计，由加拿大资助，在美国克里夫兰和丹麦装配，分发到北美和欧洲。所有合金的分子结构是在美国特拉华进行研究的，并注册了专利。合金是在日本制造的，所进行的一次广告战是在英国构思的，在加拿大拍摄胶片，在英国配音复制，在纽约进行编辑的。”对此，我们已经分不清这个产品究竟属于哪个国家。

罗伯特·赖希还发现，在高价值企业中，利润不是来自规模和产量，而是来自不断的发现解决办法与需求的新联系。通常的物品和服务的区分已经没有意义，因为成功的企业所产生的价值中很大一部分必须来自服务。例如，IBM尽管每年都出现在美国最大企业的名单中，但它是一家服务公司。在1990年，多于33%的利润来源于其软件设计，而在8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只有18%，另外多于20%的利润来源于计算机系统的集成服务。并且，在IBM的40万员工中从事传统的制造业的不足2万。取得巨大成功的IBM个人电脑本身包括了一整套服务的合成——研究、设计、工程、销售和服务，针对其机器的物质制作的购买价仅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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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或公司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那么其基础就是知识，因为知识可以获得持续增长的盈利，从而产生收益递增。这是布莱恩·阿瑟致力研究的主题。

在布莱恩·阿瑟看来，收益递增是这样一种趋向：领先的会进一步领先，丧失优势的会进一步丧失优势，造就了强烈的马太效应。它们是在市场、商业和工业之内运行的，以加强所获得成功或加剧所遭受的损失的正反馈机制。收益递增产生的不是平衡，而是不稳定：如果在众多对手相互竞争的市场中，某种产品、某个公司或某个技术，靠机会或聪明的战略居于领先，递增的收益就会扩大这一优势。体量越大的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速度反而越快。收益递增机制不仅促使产品成为标准，更重要的是使商家以不同的方式工作，他们的头脑中有着许多关于商业怎样运行的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迷人的主题，可以引发我们对投资的深度思考。

与收益递增对应的是收益递减。一个多世纪前欧洲的少数经济学家，包括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完全就是建立在收益递减的假设上：在市场上领先的产品或公司最终要走到极限，达到一个可预见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的平衡。这个理论对于马歇尔时代大规模加工业、重工业经济是有效的。

马歇尔时代的世界是一个规模化的生产世界：金属矿、苯胺燃料、生铁、木材、重化学品、大豆、咖啡，都是极其依赖资源而很少依赖诀窍的商品。在那个世界里，可以合理地假设收益递减。例如，如果咖啡种植园扩大生产，最终会被迫使用不太合适种植咖啡的土地，换句话说，收益就会逐步减少。如果咖啡种植园竞争，每一个都会扩大生产，直到走到成本上升或利润下降的极限，那么价格就会被压至生产的平均成本，没有人能够赚钱。马歇尔说，这样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一个世纪后，马歇尔的世界在现代经济里的规模加工部分中依然存在，并没有多少变化，包括谷物、家畜、重化学品、金属及矿产、粮食、零售货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运行。现在产品的差别和品牌的名称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市场中只有几家，而不是众多公司在竞争。但如果这些公司试图扩大生产，它们就会遭遇一些限制，导致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能垄断市场。

如果马歇尔的收益递减逆转出现收益递增，那会出现什么情景？布莱恩·阿瑟以计算机操作系统为例说明，如果一个系统领先，它就会吸引着软件开发者和硬件生产者采纳它，帮助它获得进一步的领先。检验成为收益递增的特征是，市场的不稳定性 ( 市场偏爱领先的产品 ) ，多种潜在的结果 (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操作系统可能会会获胜 ) ，不可预测性，占领市场的能力，次劣产品抢占市场的可能，获胜者的厚利。在高科技市场，这样的机制确保获得市场优势的产品将持续获得进一步的优势，使这些市场呈现不稳定，承受着占领和封锁。

如此，我们就可以设想两个经济王国或世界：规模生产世界，这一世界以少量的知识凝结大量的资源或者产品，运行遵循马歇尔的收益递减规律；经济中以知识为基础的部分，这一世界以少量的资源凝结必要的知识或者产品，运行遵循收益递增的规律。但是，这两个世界不是截然分开的。例如，惠普在加利福尼亚的 Palo Alto 设计以知识为基础的装置，在利瓦利斯、俄勒岗、格里森和科罗拉多州这样的地方进行规模生产。大多数高科技公司既具有以知识为基础的操作，也具有规模生产的运行。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中，竞争是不同的，因为经济学不同。如果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是在一个胜者即可获得大片市场中的竞争，经营便被重新定义为对下一个胜者的一系列探寻和追踪，目标变成寻找下一个重大的事情。在这种环境下，经营不是以生产为方向，而是以成就大事为方向。在收益递增的世界，特别是高科技部分，重新开始任何事情成为必须的，因为每次的要求都在变化，公司需要改变，需要重新创造它的目的、目标和它做事情的方式。一句话，需要适应，并且适应永远不会停止。在这样的环境里，标准的最优意义很小。

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中，有两个被广泛接受的公理：它青睐第一个击中市场的人，它青睐具有超前技术的人。这两个公理都是真的，但不能保证成功。在以知识为基础的市场，以优异产品首先进入，能产生优势，但作为战略，这仍然太被动。需要的是对收益递增的积极经营。技术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相互联系的网络和生态中。理解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属于哪个生态系统是很重要的。成功或失败常常不只取决于公司，而且还取决于所在网络的成功和失败。积极经营这样的网络是收益递增的重要扩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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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最明显的标志是“信息社会”的出现。知识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更加市场化的产品，它在扩散转化成其他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产品市场。大量的知识在世界经济增长进程中是可以获得时，就会推动经济增长。知识可获得性的提高和进入障碍的减低也增强了企业家的地位。在知识经济下，“干中学”是极其重要的，每个人都必须持续更新自身的编码知识和潜在知识，以便跟上飞速发展的技术。同样的，企业也必须成为学习型组织，以使其管理和结构适应新的技术。

在企业里，累积众多小的新发现对不断改进产品、服务和生产方法至关重要。这便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但它更是以学习为基础的，因为公司和个人的成功特别依赖于信息的流动。随着其他事物不再成为竞争要素，知识成为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然而，知识只能由个体的技能表现出来。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长期增长总是以技术和组织能力的增长为基础的，这一点正在长期从事此项研究的经济学家中达成共识。在每一个快速而持续增长时代，都有新知识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我们正在经历的信息时代，在极高的提高对特定种类的知识和技能的报酬的同时，也废弃了某些知识和技能。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把知识完整纳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做为收益递增的内生变量。他认为知识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a）知识的使用必然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b）知识自动地淘汰了其他的知识和其他资本品，即知识的创造几乎常常都包含着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因此，虽然经济领域到处充满了不确定因素，但可以肯定知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一种资源。

1900年，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分布于钢铁、炼糖、烟草、铅业、邮电、煤气、皮革和橡胶诸领域。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资源型公司。而今，这些公司都只能残存于别的公司之中。这些公司没有一家能够以独立的实体进入信息时代。其寓意是显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公司不断取代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大型老公司。由此可见，天赋的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

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来自知识型企业。那么，何谓知识型企业及其产品？市场上已有早期知识型或智能型产品，如向司机显示其空气压力的轮胎和根据温度变化加了或降温的衣服。这些产品的智能表现在它们能够过滤和表达信息，让使用者更有效地作出反应。由知识型企业创造出来的智能产品，可用一些特征来定义：它们是互动的，越使用它们越具有智能，可按顾客要求制作。而顾客在使用智能产品时会成为学习者，因为智能产品不仅迫使而且会帮助顾客去学习。企业为了从中获利，将使它们的产品和服务更加智能化。当顾客在使用这些智能产品时，他们将进入一个教育过程。在未来，人们使用知识型产品对他们经济上的成功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的价值将同样地决定于：以向顾客提供信息为基础的企业将胜于那些没有这么做的企业，知道如何把信息转变成知识的企业将会是最成功的企业。

经济学家斯坦·戴维斯确定了知识型企业的六个要素，这6个要素是相互关联的。

①你越使用知识型产品和服务，它们越具有智能。

②你越使用知识型产品和服务，你就越聪明。

③知识型产品和服务可随环境变化而作出调整。

④知识型企业可按顾客要求提供产品和服务。

⑤知识型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

⑥知识型企业能使顾客实时采取行动。

任何产品和服务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型产品和服务。知识型企业的发展是我们的社会中发生的一个更大变革的反应。如果说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拥有者在未来的地位将与以往截然不同，这种力量将是力量关系发生变化。对此，做为投资者的我们应该给予高度关注。正如詹姆斯·安德森所说的，新墨西哥州圣塔菲研究所进行知识型公司的研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布莱恩·阿瑟对领先科技公司基于知识产权的模式所固有的规模收益不断增加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的认识，是对过去 40 年创业可能性的基本洞察。

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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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于合集 #复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