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春节“烟花解禁”背后，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原标题：龙年春节“烟花解禁”背后，我们渴望的是什么？）

在当前这个特定的时期，燃放烟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表达性行动，而且也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希冀、在失望时获得“情绪价值”补偿的一个比较有效且特别需要的途径。

作者｜贾拥民

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近日，随着国家政策调整，河南包括郑州、洛阳、开封等地发布通知，对燃放烟花爆竹进行“禁改限”。由此，2024年春节有望成为近年来最“震耳欲聋”的农历新年。

其实，“烟花禁令”的松动早有预兆。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宣布“烟花禁燃禁售令”不合法。这样在新冠疫情管控措施解除一年多之后，终于又迎来了一件全国性的解禁大事。

虽然“解禁”不等于“完全放开”，但一般来说，“不禁”总比“禁”要好。尤其在当下此刻，烟花解禁的意义值得“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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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解禁是传统权利的恢复

在中国，烟花自古以来就是庆典、节日的必备之物。中国人燃放烟花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已经成了一个传统，甚至成了一种民俗文化。例如过春节，没有烟花爆竹，人们就会认为“年味”变淡了。既然如此，燃放烟花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传统上就拥有的个人权利。

因而烟花解禁的第一个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我们中国人的一项传统权利，从而也扩大了我们可以做出的选择的范围：喜欢燃放烟花的人，现在至少有机会去放一放了。当然，能不能放个痛快，则还依赖于其他一些因素。

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今年解禁烟花与去年解除疫情管控措施放到一起做比较的原因。

相传，烟花爆竹是唐朝人李畋发明的，最初的目的是用它们来产生巨大的声响，以便驱鬼辟邪。

烟花爆竹这个功能在中国民间一直保留了下来。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直到今天，许多人在春节燃放烟花，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农村地区尤其如此。

当然，到了现在，烟花也成了一种大众娱乐和观赏所用的物品，在许多时候，燃放烟花甚至成了一种特殊的“表演艺术”，世界许多国家都会举办的烟花大会，其中有一些就带有这种性质。

回首2023年，新冠疫情似乎已经完全是过去式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恢复了正常。商场、餐馆、影院、地铁……人气都回来了，特别是五一、十一等节假日的旅游景点，简直热得不行。但是认真品味一下，说这一年是乍暖还寒、高开低走、让不少人希望落空的一年，可能也不算太过分。

因此，从去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恢复了我们普通人燃放烟花的权利，到如今河南等地“禁改限”确实令人一振。这种振奋感，也许比不上2022年底宣布疫情管控解禁的那个时候，但是至少是一个极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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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放烟花是一种表达，在当下尤为可贵

不过，这还不是烟花解禁值得“过度解读”的唯一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当前这个特定的时期，燃放烟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表达性行动，而且也许是人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和希冀、在失望时获得“情绪价值”补偿的一个比较有效且特别需要的途径。

现在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不少人打算“拒绝再卷”、“躺平为王”了。

这种现象也许意味着，普通人对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不但没有扭转过来，而且越来越强了。尽管从统计数字来看宏观形势似乎相当不错，但是微观层面上却是两回事。普通民众不敢消费，民营企业不愿投资，对积极的金融政策和财政刺激措施反应迟缓。

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很低可能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定义，企业家本来就是整个社会最有冒险和创新精神、最有眼力发现盈利机会、最能实现生产要素有效组合的人。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指出，企业家是在三个强烈的心理动机下去创新的，即建立私人王国、战胜竞争对手和享受成就感，这三个心理动机放在普通人身上，也就是积极主动地去奋斗、改变自身处境的强烈意愿（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任何人都拥有成为一名“企业家”心理潜质）。

不愿奋斗，宁愿躺平，这样的人如果非常多，那么整个经济可能会进一步陷入停滞，从而反过来又证实了悲观的预期，这样就有可能形成糟糕的循环。

这里的关键不在于人们觉得通过奋斗取得成功很困难。因为即便奋斗也不一定能够成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同样，经济发展自有其起落周期，在经济繁荣阶段奋斗更容易成功、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阶段奋斗更容易失败，这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因此躺平的关键不在这里，或者不全在这里。

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中的讨论可能提供了一个线索。

赫希曼在这本书中强调了“失望”作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与参与公共事务之间的转变动力的关键作用。如果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上遭受了挫折，就可能会因为觉得失望而参与公共事务；反过来，如果个人在公共参与行动中失败了，也会觉得失望，然后转回来追求个人利益。

个人进行生产和消费，以及参与公共事务，都是因为期望它们能够给自己带来满足，但是这些行为都会给人带来失望，于是失望就可以成为个人偏好转变的一个根源，让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与参与公共事务之间转变。

赫希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天生就倾向于以某种方式在如下两个时期之间来回摆动？一是密切关注公共问题的时期，二是几乎完全专注于个人进步和私人福利目标的实现的时期。”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设问，他的答案不言而喻。事实上，赫希曼认为，正是消费者－公民所经历的失望，为人们在不同的时期通过不同的途径追求幸福打开了大门。而且在追求公共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将通常被认为是需要推卸的成本转化为利益、有益的体验和人们必须分享的‘应追求的幸福’”，通常意义上的成本可以转化为收益。

因此，按照赫希曼的观点，失望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人们觉得失望后转变参与的途径全都封死了，那样必定会导致普遍的躺平。通俗地说，又不让人“搞钱”，又不让人“说话”，我不躺平还能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可以放烟花了！怎么能不令人觉得眼前一亮呢。

烟花本身具有的一些特点，特别是烟花的“刹那间绚烂”，使得燃放烟花特别适合成为这种社会情绪下的一种表达性行动。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未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仍然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带给我们深深的忧虑和无力感、甚至带给我们躺平的冲动。如果可以希望，我们的担心和彷徨，或许会随着烟花绽放，炸开、幻化为绚烂美景，然后在震响中、硝烟里消逝，那么我们可能会多些奋然前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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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解禁是一个好的开端

赫希曼指出，有些人试图让人们相信，追求财富才是“让所有参与者都能够成为赢家的游戏”，因此只有“完全沉浸”在追求私人利益的活动中才能够“会让人们觉得自己获得了彻底解放，不仅是对自己而言是如此，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是如此。”

中国有许多人以前也是抱着类似的信念，以为个人只要专心“搞钱”就行了，别的东西去管那么多干什么。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种默契了。

但是正如赫希曼预言的，“这些醉心于私人事务的人很快就会觉得失望，”就像那些将耐用消费品搬回家的消费者，原本以为能够享受幸福的生活，结果却往往以失望而告终一样。

因此关键是，觉得失望之后是不是还能做些什么。有人可能会说，现在似乎什么都不能做啊。

公权力的扩张、管制的强化，确实极大地挤压了个人的空间。有两个现象加剧了这种倾向。一是公务员的大举增加（这也许是为了缓解就业问题），人既然进来了，就得找些事情来管啊，因此进一步给加强管制增添了动力。

二是公权力部门的管制技术也在进步，或者说执行能力在有的时候会显得非常强，但是如果管制方向有偏，那反而只会进一步压缩微观行为主体的空间，增大普通人的躺平意愿。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烟花解禁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或许有一定象征意义（恰好烟花本身也有很多象征意义）。

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带来的结果，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报告所称，有的地方性法规规定，全面禁止销售、燃放烟花爆竹，有公民和企业对这种全面禁止性规定提出了审查建议。显然，是这些公民和企业觉得“失望”了，然后进行了呼吁，然后带来了改进。

这时候就必须充分听取不同利益群体的呼声，至少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先“吹风”、听取反馈、允许讨价还价。这种公共参与，不仅可以让不同群体增加对彼此诉求的理解，也可以防止管制者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微观主体，压缩个体的选择空间。

烟花解禁是一个好的开端。期待在新的一年里可以看到更多类似的放松管制、以法治维护个体利益、保障个体选择空间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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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军